论军职罪的立法模式

将军职罪纳入刑法典的做法,宏观上无视军民分治的社会事实及军事刑法的价值取向,微观上会带来一系列立法技术上的问题。为了落实军事专业主义的要求,迎合世界范围内军职罪立法的潮流,更好地展开军职罪的立法内容,在不影响刑法典内容完整的前提下,军职罪宜采取单独立法的模式。     

"剥夺军衔"仍应依法执行

自1988年军队恢复军衔制度以来, “剥夺军衔”作为一种附加刑在军事法院的审判实践中被广泛适用于危害严重的犯罪军官。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剥夺军衔已演变为一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对于犯罪军官仍应依法执行处罚。     

倒卖车票罪之废除——以钟某“倒卖火车票”案说起

[典型案例]2013年1月12日,广州铁路公安部门对外通报称查获广东今年以来最大"黑票点"。佛山市禅城区一对新婚夫妻钟某与叶某,利用开网店的便利,帮附近农民工网上订票和取票,并收取每张10元的"服务费"。铁路公安人员在现场查获车票212张,票面价值人民币35402元,以及购票使用的身份证213张。1月10日,警方以涉嫌倒卖车票罪将这小两口刑拘。     

战时缓刑制度若干争议问题研究

战时缓刑既不能仅仅被视为一般缓刑制度的延伸法律效果,也不能被简单割裂开来看做是一种区别于一般缓刑的完全独立的缓刑制度。与一般缓刑制度相比较,战时缓刑制度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种缓刑制度。     

为战时缓刑正名——对《刑法》第449条的正确解读及立法评析

《刑法》第449条名为战时缓刑,实为一种以缓刑制度为基础的立功制度,称之为“戴罪立功”更为合适。对于该条内容我们必须正确解读,其立法缺陷和漏洞应及时予以修正。     

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的冷思考

一、惩治网络谣言的观点 勿庸讳言,我们生活的国家是一个拥有重刑主义传统的国度。诚如储槐植先生所言,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刑法是镇压之法。刑法受到统治者的特别关注则是理所当然。加之中国古代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商品交易在整体国民经济中只占微弱地位．民商法不得发展。这样,中国自古以来的漫长岁月中刑法在法律体系中一直居于中心地位。‘乱世用重典’自然成为历代当政者的治国经验。据史学界说。中国社会古来乱世长于盛世。所以,刑法优位和重典优位就成为中国法制的传统。”因此,面对汹涌的网络谣言,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动用刑罚这一手段,以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     

军事刑法何以特殊

军事是一种奠基在整体主义观念之上的人类社会活动,整体主义观念意味着以下推论: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上,个体要服从整体.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上,要在整体的指导之下进行协同.在个体权益与整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整体有权力牺牲个体.这就使得军事刑法与普通刑法在价值取向上迥然不同.在自由与秩序两大对立的价值范畴之间,军事刑法优先地选择了秩序.在正义与功利两大对立的价值范畴之间,军事刑法功利性地采取了军事利益保护优先,兼顾公平的做法.     

经济犯罪立法存在的误区及对策

我国经济犯罪立法刑法规制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为此,未来在经济违规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上,应着力破除对刑罚威慑能力的迷信,做到刑法介入适度；在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上,应打破“大一统”的传统立法思维,尽快回复到附属刑法与刑法典并行的双轨制模式上来；在经济犯罪并入刑法典时,应综合运用各种立法技术,最大限度地增加刑法条文的包容性.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同样是特殊法条,将该款规定中的"处罚"解释为"定罪处罚"不具有正当性,军人盗窃、抢夺部队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抢夺武器装备罪。出于罪刑相适应的考虑,对上述行为量刑时应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的法定刑。从立法论角度来看,刑法第四百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缺陷。对此,可经由补正解释的路径来纠正这一错误。     

论军职罪立法的疏漏之处

本文指出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观察,新刑法未能在现代法治所允许的空间内,充分拓展军事刑法对军人职责行为的调控范围,疏漏在所难免。具体体现为以下三点：一是总则性规定较为粗疏;二是关于破坏军人关系的犯罪规定不够完善;三是关于妨害作战秩序的犯罪规定不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