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使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的转型迫在眉睫。厘清"以证促供"的内涵有助于加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在首次明确界定"以证促供"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更新执法理念、转变执法行为、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搜集与运用等方面探寻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这一系统工程建设的路径。     

“证供并重”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之辨析

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也为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带来了新的契机.职务犯罪侦查活动自始自终都是一种由证到供、由供到证、再由证到供的无限循环、交叉往复的过程,取证与取供虽然有性质与内容上的不相同,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价值高低之差别、地位轻重之迥异.证与供应当并重,都是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中心,确立“证供并重”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概念及对其组成要素进行模式化研究,是探究职务犯罪模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新论－为“由供到证”正名

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是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中所反映的案件线索来寻找、获取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来完成对犯罪的证明过程,分为纯粹型和非纯粹型两种。基于程序的正当性要求、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以及防止刑讯逼供等现象的产生等原因,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尤其是纯粹型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合法性备受质疑。在实践中,由于司法资源有限、刑事案件侦查的内在规律与特点等原因,此种侦查模式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因此,可以对其确立一定的合法性标准,使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在合法的前提下发挥对案件侦查的积极作用。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人像鉴定在案件侦破中的作用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案件侦破由以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审判为中心,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转向"由证到供"。以审判为中心,关键是以证据为核心。人像鉴定是侦查活动中进行对象身份识别的重要手段,其鉴定结论是重要的诉讼证据。在侦查活动中,人像鉴定可以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获取口供和其他证据,亦可认定犯罪嫌疑人,实现零口供定案,在案件侦破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大数据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中的应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与思维也都在发生着变革。大数据与大数据技术在职务犯罪侦查领域的运用不仅使侦查信息化理念得到确认，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即由单一机制模式向三维立体模式转变，同时推动职务犯罪侦查行为模式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转变。     

公安机关“由供到证”侦查模式的制约

＂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侦查人员可以运用口供,但必须明确口供并不是对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唯一依据。要坚决摈弃＂先抓人、后取证＂的传统,逐步实现侦查模式从＂由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换。     

浅谈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以事立案”

＂以人立案＂是我国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常用的侦查启动模式,在打击职务犯罪、惩治腐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职务犯罪日益隐蔽化、智能化、国际化,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增强,侦查难度增加,这种模式的弊端不断凸显。＂以事立案＂作为与此对应的一种侦查启动模式,能够扩大线索案源、排除外界干扰、减少办案阻力。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要尝试运用＂以事立案＂,使其与＂以人立案＂相得益彰。     

法治理念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

职务犯罪侦查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必将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革新与完善,促使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理念向“由证到供”型方式转变。当前职务犯罪呈现的新特征凸显适用特殊侦查措施侦破案件的必要性,并迫切要求立法上的支持与完善。     

浅析“先供后证”与“先证后供”

在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先供后证”与“先证后供”.笔者认为,在坚持程序合法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先供后证”与“先证后供”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但两种调查取证的方式又各有利弊.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维护公平正义,本文将对这两种调查取证方式的价值与利弊从侦查的角度进行分析,以便为刑事诉讼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公安刑事司法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理念、能力、模式和内部管理制度等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顺应法治潮流,着力实现执法理念上由实体正义向实体程序正义并重、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查明事实向证明事实的三个转变,完善证据收集、保管、审查三项工作机制,构建新型的侦查起诉和侦查辩护两种关系,健全以审判为导向的未决羁押、表彰奖励和宣传报道三类执法管理制度,着力提升执法质量和公信力。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公安刑事司法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对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理念、能力、模式和内部管理制度等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公安机关必须顺应法治潮流,着力实现执法理念上由实体正义向实体程序正义并重、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查明事实向证明事实的三个转变,完善证据收集、保管、审查三项工作机制,构建新型的侦查起诉和侦查辩护两种关系,健全以审判为导向的未决羁押、表彰奖励和宣传报道三类执法管理制度,着力提升执法质量和公信力。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型

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是“以供求证”。新形势下，尤其是新《刑诉法》的实施，使职务犯罪侦查模式从“以供求证”到“以证促供”的转型迫在眉睫。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但是，实践中少数侦查人员对该制度重视不够，少数案件中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全程性、与讯问笔录同步性存在瑕疵。需要完善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规程，增强侦查人员的规范意识，保证录音录像与讯问过程、讯问笔录的同步性，加大制度执行的内部监督力度。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路径是要强化对职务犯罪立案及侦查过程的监督、用量刑建议权强化对审判的监督、落实上下两级院对案件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机制及加强对刑罚执行阶段的监督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警察本身职业化程度以及制度性腐败等问题使得警察职务犯罪日益严峻，逐渐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呈现出内容上多贪利与侵犯私权，手段上更隐蔽、专业性更强且颇具群体性，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扩大等特征。针对新形势下警察职务犯罪的新特征，有必要加强预防机制的针对性与科学性，建立“观念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创新型机制。借鉴国外立法，促进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建议取消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概括数额加其他犯罪情节”的模式；将非特定公物纳入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取消被动型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和行贿罪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适当前置贿赂犯罪的构成条件，只要实施要求、期约、收受贿赂的任一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或行贿罪且为既遂；增设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对贪利型职务犯罪增设相应财产刑，对行贿罪增设资格刑。     

论职务犯罪初查的归位

检察机关将职务犯罪"主观立案条件"错解为"客观立案条件",为满足"客观立案条件"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将职务犯罪初查定位为立案前的审查和调查,这实际上属于越权立法,而初查中有局限性的调查手段,导致变相地放纵了职务犯罪.职务犯罪初查的本质是侦查,是初步侦查,有必要于立案之后先开展初步侦查,待获取一定证据之后再开展正式侦查.     

新证据制度解读与侦查工作对策研究

以新《刑事诉讼法》确立和完善的证据制度和公安部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操作规则为依据，正确理解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种类与内容，明确补充完善的收集各种证据的方法及审查、判断和运用证据的制度与规范。在新的证据制度条件下，研究侦查部门的工作对策，即要强化证据与程序意识，适应刑事诉讼从侦查向审判中心转移；重视实物证据，适应侦查模式从“供到证”到由“证到供”的转化；重建操作规则与考核制度，强化侦查办案在规范的基础上追求效率；强化预审职能与工作协同，调整警种分工；强化专业人才培训，提高运用证据制度办案的水平；加强人力物力，建立健全证据保全制度。     

论侦查模式——从技术方法的角度

从人到证的侦查模式以犯罪嫌疑人为侦查工作的切入点和中心，将犯罪嫌疑人作为证据的来源，将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扩大线索和证据的主要途径，以口供主义、有罪推定为思想基础，认识路径具有单向性、简便性和主观性强的特点。从证到人的侦查模式通过多种调查取证活动，以各种形式的证据发现和确定犯罪嫌疑人，并最终以各种证据证实其罪行的有无和轻重。它以无罪推定、证据裁判主义、主体性理念等为思想基础，犯罪嫌疑人仅仅是认识案件情况的内容而不再是手段，同时采取多种具有较高科学理性因素的侦查措施。重构我国侦查技术性侦查模式的任务就是尽量减少从人到证模式的因素，将我国的技术性侦查模式塑造成相对典型的从证到人侦查模式。     

非法供证排除机制之完善

刑讯逼供等非人道、不文明的供证收集行为早已为现代法治国家严格禁止。非法供证不具有证据资格已是通行作法。但在我国,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供证的行为在刑事侦查中久禁不绝。推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通过刑迅逼供等非法行为获得的供证大量地被作为证据加以使用。这一症结之一在于目前对于认定非法供证的机关机制建构不足。本文就这些重要的协调和保障机制予以揭示,以期望我国的非法供证排除能有所起色。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公安改革有关问题探究——以山西省公安机关执法创新为视角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要求公安机关改变"以侦查为中心"的理念,加快侦查模式转变、提高证据证明能力、履行警察出庭作证义务和培养高素质执法主体。山西公安根据本省现状,在推动大数据平台办案、设置统一证据标准、规范警察出庭作证、推动辅警问题地方立法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大数据平台使用不规范、涉案财物保管不严、程序违规问题突出和警察出庭作证能力不足等情况,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比较法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与人权保障

世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各具特色,但在诉讼构造上仍未打破两大法系界限。在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过程中,当事人主义侦查模式与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相互借鉴,趋向融合。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从法治国家侦查程序中汲取了合理因素,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型指明了方向。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的构建

我国现有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单一、强制力不足、侦查效能低下,严重影响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建议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从超前性、层次性和可行性的总体设想出发,应修改现行法律设王的"普通侦查措施",增谩强制取证、技术侦查、诱惑侦查、特情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构建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体系,以促进侦查措施法律功能的整体有效发挥,满足惩治职务犯罪紧迫形势的需要.     

林业领域职务犯罪调查标准细化与路径指引

当前,林业领域职务犯罪呈现多样性、复杂性、隐蔽性的发展态势。随着监察委员会调查、检察机关起诉、法院审判新机制的建立,对林业领域职务犯罪的调查模式必须进行检视。在调查标准上,要进一步明确相关规定,细化罪名与立案标准。在调查路径上,要实现主动型调查,建立和完善调查机制,运用信息化科技手段,使用司法会计检查和鉴定技术方法,实现"由证促审、证供互动",不断提升调查能力,进而提升打击林业领域职务犯罪的效能,形成对该类犯罪的高压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