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基石

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趋势要求公共政策由精英决策转向大众参与的模式 ,这种模式的转变集中体现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并逐渐发展为公民与政府合作的治理模式 ,公民参与在此发挥着基石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有其深层的原因及背景。     

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机制建设:模式分析与路径探索

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机制是公共政策顺利实施的制度保障。充分吸收西方先进的执行理论和方法,立足我国国情,构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机制,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对未来我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要加强公共政策有效执行机制建设,应采用系统分析方法,构建系统模式,发展和完善决策、解释、组织、施用、监控五大机制。     

决策型回应:城市邻避抗争带来政策结果改变的解释

城市邻避抗争作为当前集体行动的典型形态,往往会导致地方政府改变其原初的决策,这是一种"冲击—回应"模式下的"决策型回应"行为。从政策变迁过程来看,"决策型回应"的产生是抗议行为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经由政策网络的作用而推动政策的非常规变迁、实现政府运行的间断均衡。从邻避设施建设的过程及其影响来看,公共政策遵循技术官僚治理的路径,项目决策过度依赖技术专家的作用,使得政府决策陷入了技术共和国困境,最终成为俘获性公共政策,引发了邻避运动。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来看,消解邻避抗争,需兼顾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并积极构建协商型地方治理模式、搭建开放有序的共识型公共决策体制。     

当前我国公共政策问题形成机制创新

当前中国治理正处于结构变革、方式调整新时期，政府生态急剧变化。公共政策问题形成机制作为公共政策体制的起始部分，在公共政策体制改革中应承担首要创新任务。建构现代公共政策问题形成机制，不仅要明确判断其现代特征，更要革新和整合其构成要素，寻找适当的创新突破口。     

论区域公共管理视野下我国区域政策及其创新

区域公共政策是旨在弥补区域市场失灵和跳出地方政策失灵的困境，解决区域公共问题的政策干预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在解决区域公共问题、推动区域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价值、行为规范、事实等层面还有待完善，当前应以区域公共利益为导向，转变理念，完善政策机制，明晰区域公共政策的限度，健全区域政策体系，从而实现我国区域公共政策创新。     

湖南“两个率先”目标下政府公共政策创新探析

湖南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两个率先”目标是为了实现党中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和湖南省推进“四化两型”建设重大决定的战略性决策。“两个率先”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公共政策创新，“两个率先”目标为公共政策提供创新动力和创新空间；公共政策创新为“两个率先”目标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要实现“两个率先”目标，需要在决策体制创新、政策主体创新、政策内容创新、政策工具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政策过程视角下的中国政府治理创新研究——以新疆克拉玛依市网格化管理为例

政府治理创新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中国地方政府采纳其他地方的创新政策来治理当地的社会问题颇为盛行。公共政策创新扩散是一种政策活动被新的公共政策主体采纳并推行的过程,但政策扩散过程中的学习借鉴和跟风模仿往往难以区分。以政策过程理论为基础,重点分析网格化管理在克拉玛依市的议程设置、政策方案制定、政策出台、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中的全貌。网格化管理在克拉玛依市的扩散是一种政策学习而非跟风模仿,也是中国政府治理创新的一种体现。     

试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全球化、信息化迎面而来,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群体日趋多元化。所有这些都对我国政府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重视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实人根源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指导原则,我国全面展开了“三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的实践。“三治结合”作为社会性治理模式,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运用,具有深刻的现实人根源。如何从根本上认识这一模式与现实人个体之间的关联,需要从基因性、文化性、意志性和环境性四个决定现实人生成的要素出发,从现实人本身具有的自治性、德治性、法治性及其相融合基础上形成的“三治一体性”倾向出发,深刻认识社会性治理模式与个体性倾向之间的联结方式,从而在根本上促动“三治结合”社会性治理模式效能更好发挥。     

治理取向还是管理取向?——中国公共政策绩效研究的进路与趋势

中国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以及复杂社会下公共政策风险增加,使得学界和实务界对公共政策绩效的关注日益提高。从公共政策绩效研究角度来说,对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整体进路的梳理与把握是公共政策绩效知识创新与知识增量的内在要求。文章运用批判理论的方法,对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绩效研究的背景、前提、焦点等内容进行了梳理。研究发现: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有两种取向,即管理主义取向和治理取向。两种取向都是以结果导向,但两者所秉持的进路不同。管理取向的进路秉持工具主义导向,研究焦点侧重于"如何实现对政策结果的客观评价以及绩效结果如何使用";而治理取向的进路则试图超越工具主义导向,认为绩效实质上是社会建构,其研究焦点侧重于"绩效评价的合法性以及绩效生产过程"。就中国实践需要而言,两种取向的研究都有其重要的价值,需要在实践中整合两种取向的研究,而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将为公共政策绩效研究提供有益的指导。     

试析目前中国公共政策决策体制的利弊

公共政策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公共政策研究自二战后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而在中国关于公共政策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近几年国内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公共政策的热潮 ,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公共政策纷纷著述立说 ,但涉及我国公共政策的体制研究并不多。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对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决策体制进行分析 ,探讨我国公共政策决策体制的特色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与公共政策创新

新美国模式的指导思想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中国模式必须慎重地对待新自由主义思潮。公共政策创新为中国模式的完善和日益成熟提供助力。公共政策创新的实现机制包括发生机制、发散机制和完善——维持机制。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公共政策创新中的特殊地位,必须实现党建模式的转型。     

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科学研究评估（2004-2008）

20多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科学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主要是对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粗略嫁接甚至是完全移植,这种先天的不足导致了我国公共政策科学缺乏本土化研究,其理论研究缺乏国际化视野,其论证过程缺乏技术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研究都滞留于较低水平。因此,提高我国公共政策科学研究水平,需要加强对我国公共政策科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处理好本土化研究和国际化研究间的关系;加强我国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技术工具体系的创新。     

基于社会建构的我国地方政府决策模式转变

政府决策的模式设计主要分为：基于威权的管制决策模式、基于技术分析的理性决策模式、基于调适的渐进决策模式和基于多元参与的社会决策模式。理性决策模式和渐进决策模式是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的主要模式,但决策中仍带有管制决策的色彩,决策技术理性仍然不足,而社会决策模式发展严重不足。随着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公共管理环境的变迁,地方政府要从民主治理和协商共治的视角完善社会建构,从而转变决策观念、创新制度机制和促进公民参与,实现地方政府决策模式的转变。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是民主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公民参与则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面临＂内输入＂公共决策系统、＂附属物＂社会利益团体、＂官本位＂政治参与文化、＂残缺化＂制度保障机制、＂喉舌论＂大众传媒体系等问题,要改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需从还原利益团体的政治本色,构建以民为本的参与文化,增强大众传媒的公共话语权,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等方面着手。     

第三方警务视角下流动人口多元共治模式研究

第三方警务理论是警务社会化的重要产物，对完善社会治安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流动人口总数占比大，其在社会融入和权益保障等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有限的政府资源已难以有效应对激增的社会问题，亟需思考创新路径。在第三方警务理论基础上，探究多元主体参与，通过合作等方式实现共同治理的流动人口治理模式，有利于我国流动人口治理体系建设工作。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机制创新

地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实践前沿,研究地方政府如何实践参与式治理,有利于推进地方政府治理机制创新、促进地方政府治理民主化。公共决策是地方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地方政府的决策质量直接影响着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独立的决策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有必要探索公共决策主体多元参与、第三方参与决策评价标准制定、民众广泛参与决策全过程的决策模式,推进地方政府公共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探讨公共决策的公共利益实现机制与途径,从而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机制的完善——基于执行监督主体的视角

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存在着监督意识淡薄、监督地位低、监督合力缺乏等三方面的问题，我们应加强对这三方面问题的治理，以使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机制更加完善。     

从心理疏导到社会心理服务: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创新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一次重大拓展,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项重大创新。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处理好个体心理健康服务与社会心态引导、社会情绪管理之间的关系,专业化服务和广大党员干部参与之间的关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推进和完善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要完善领导体制,拓展以个体心理健康为重点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建立社会心态的识别、分析和吸纳机制,并引入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以公正性和获得感为导向,完善公共政策的评估体系;加强公共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推动,提高公共政策的可预期性;优化政策执行过程,打通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以民心为出发点,改善基层社会治理和党的群众工作。     

新时代大数据驱动人才治理创新策略研究

大数据时代,数据驱动人才治理创新是我国人才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大数据驱动人才治理场景、思维、方式、模式和过程面临以下转变:从样本数据到全量数据,从线性思维到关联思维,从信息管理到数据治理,从经验管理到智能决策。在人才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和创新中,政府需要树立"基于数据"的人才治理理念,完善人才数据网络的互动治理机制,构建"数据+"人才一体化服务模式,实施人才资源的智能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