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维与方式：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文化思维与文化方式，也是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必然导致以下结果：国家发展方向的确认、社会进步的目标锁定产生革命性意义；文化的影响力和作用大大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目标、规划更加科学有效。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是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核心目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重要组成部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重要补充；中国梦是崇高目标。在文化思维与方式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关键在于：执政者应当是文化的行家里手；以文化思维思考、观察、解决问题应当成为各个层次执政者一种潜在的意识；要统筹兼顾，善于“弹钢琴”；善于运用传统文化介入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以文化思维与方式评判国家治理的绩效标准为：人民群众精神素质明显提升、精神面貌明显改善；社会和谐程度的明显显现，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全民族精诚团结、国家认同感的明显增强，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法理学视阈下透析法律趋同现象的生成机理

把世界看做是一个多元化的、有时候是相互竞争的世界,国际间的经济和文化的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律层面的一些动态。因此,观察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交流模式,需要寻求一个关于世界法律的思维框架。＂渗透的文化＂这样的思维方式,强调了法律在塑造全球秩序中的作用,解释了各主体间彼此适应中被同化的过程,主张平等主体间和平的民主交互方式,符合建构一个多元文化、相互影响促进的全球秩序的时代诉求。     

当代法律文书的负面文化因素分析——兼论古代思维方式与审美观念的当代转换

当前国内的法律文化中存在着一定的负面因素。从当代法律文本中折射出来的整体直觉的模糊思维方式,泛情理、泛伦理、非转化性的思维方式,以及非法利益价值取向等现象,既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体现了当下社会文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必须进行治理。     

主流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执政能力的提升

文化安全视野下,主流文化建设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价值以及对文化安全战略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主流文化建设中应该确立三种非对立思维,即资源意义上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之间的非对立思维;发展意义上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非对立思维;形式层面上惯用形式与民间文化形式之间的非对立思维。由此,主流文化建设的体系架构才能展开。     

中西法律文化差异探析

法律文化是共同制约法律制度并且决定法律制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价值和观念.它属于人的主观意识范畴,是与整个文化具有有机联系的有血有肉的习惯,而不是某个社会可以选择或购买因而不具有任何特定社会遗传标志的中性人造品.法律文化是法治的支撑,中国和西方由于在国家的起源方式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法律文化传统具有诸多差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进程中,比较和探究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局限及其当代转型

传统生态思想文化也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如传统生态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带有直观笼统的特点,缺乏严格的科学分析与论证;注重主体生态德性修养,忽视对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传统生态政治法律制度、生态民俗是适应传统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活及环境保护要求,在面对当代工业生产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存在自身的时代局限;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生态民俗曾经被视作迷信被摒弃,客观上也限制了其在当代社会积极作用的发挥。要实现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当代转型,发挥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一是要结合古典文献、民间专家访谈、实地调查等多种方式搜集整理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资源;二是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研究,既应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现实需要出发,又要充分考察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自身的立场、观点、思维方式;三是应注重从当代生态科学理论与方法出发,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进行科学研究;四是应注重对传统生态思想文化的改造与升华,在传统生态思想文化基础上,创新生态生产模式及生态民俗。     

文化冲突的哲学理据及化解理路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在不同的文化视阈内,由于各国家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不同,各自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语义等存在很大的差别,跨文化中的文化冲突就不可避免。思维方式与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它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不同的思维方式将造就不同的民族文化。当然。在理解文本时,"前见"的介入,也会使文化融合中的文化误读成为可能。为了避免跨文化交流中异质文化的冲撞,确保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我们应该强化文化移情和注重文本翻译的适当形式,这是跨文化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视阈下的当代中国法律发展

借助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利契机,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既要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也要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坚实保障.当代中国的法律发展应当确立发展的基本路径,整合资源促进先进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努力实现先进法律文化的社会化.     

老年犯罪的文化社会学分析

全球人口老龄化时代,老年犯罪问题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究其产生的文化根本原因为：消极的老年观、空虚的老年精神世界、不和谐的老年家庭文化以及失调的老年制度文化。为了缓和并消除老年群体与城市主流秩序的冲突,建设和谐社会、形塑和谐文化,国家可以通过＂文化善治＂的方法来提升老年人主体的思想文化素质、营造和谐的家庭文化和增强老年法制规范的调和力,达到＂以文化罪＂的深远意义。     

论20世纪以来中国红色文化的嬗变与重构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红色文化经历了精英文化、区域文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等不同形态的嬗变与重构.革命时代,红色文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党的创立时期的精英文化,演变为区域性的苏区文化、抗日根据地文化、解放区文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红色文化一跃而为主流文化;改革开放新时期,红色文化的资源属性得到全面释放,红色文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形成及近代转型

法文化至今尚无权威的界定。在多种多样的解释中，具有共性的认识是，法文化被看作是与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有关的文化系统。笔者倾向于把法文化描述为一个社会中的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群体性认知、信仰、评价和心态的复合有机体。     

执政文化——执政党建设的新视域

一般说来．在政党政治社会里，主流文化形态都是执政党治国的思想和法制精神的凝聚和体现。任何政党在其执政过程中，都为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做出最有价值意义的选择，提出自己特有的执政理念、执政使命、执政方略等，强化着一种执政导向，这种导向就是执政文化。执政文化不仅是执政党执政的灵魂和基础，而且是执政党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维系和支撑。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的执政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执政文化．也是新时期指导我党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宝贵政治资源。因此，执政文化建设必须得到重视。一、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文化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的长期积淀和凝聚．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党赖以执政的基础之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党来说都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以此构建自己特有的思想文化基础。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下，执政文化作为政党执政实践的灵魂，越来越成为党增强自身凝聚力、提高自身吸引力、扩大执政影响力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     

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理论思考

中国海洋文化从性质上看,既是历史现象,也是社会现象。中国海洋文化是中国人民基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创造出的文明形态,是基于海洋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海船、航海、海洋科学等等诸多要素历经传承的凝练,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弘扬中华海洋文明,为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新时期构建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应该坚持理论创新、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以科学的理论引导,并开创海洋文化研究的新局面。这是文化功能性的现实体现,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对法律文化认同的循环影响——以“文革”以来中国法律文化认同结构性演化为实例

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对一个国家的民族法律文化认同具有循环性的影响。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各自依照自身的运行程序在法律文化认同结构的三个子系统(法律物质文化认同层、法律制度文化认同层、法律精神文化认同层)中循环,不断冲突、融合,共同塑造着一个国家的民族法律文化认同。文革以来中国法律文化认同结构性演化的过程历史性地演绎了其规律。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建设路径探析

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法律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关重要。要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文化,不仅要立足本土,还要放眼世界,更需防止工具主义的错误倾向。此外,还应具备公平正义、诚信友爱,法律健全、实施有力,机构合理、设施完备等基本要素。在具体的路径选择方面,可从强化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规范有权机关的执法行为、完善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约束机制等方面着手。     

鲍曼的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鲍曼的文化批判理论是鲍曼立足于西方现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社会经历的结构性转型这一现实处境,在与西方主流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进行对话和反诘的结晶。这一理论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分析视角,借鉴了大量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成果,从人类实践与现代资本维度,揭示了人类文化的本质内涵及其在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轨迹,详尽探讨了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困境,对现代园艺文化和流动的现代性文化作了深刻的检讨和反思。经济全球化在今天已成为任何国家和地区谋求生存发展无可逃避的事实前提,中国现代化当前面临着"双重境遇",即既要积极建设"稳固的现代性",同时也正遭遇"流动的现代性"困境,鉴于此,这一理论自然与中国现代化建设存在某种契合之处。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有着方法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上的启示。     

法律文化视野下的制度文明建设

文化与文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法律文化与制度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处于共存共处的状态,法律文化与制度文明之间不仅存在历史关联而且存在内容关联。法治是现代法律文化与当代中国制度文明建设的联结点,它不仅是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目标而且也是当代中国制度文明建设的目标。     

农村先进文化建设必须注重“三性”

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时代赋予我们党的重大历史任务。探索先进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适当方式和科学方法是各级党政机关文化部门的神圣职责 ,也是实践、实现先进文化代表的保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１２亿多人口 ,９亿在农村 ,农村的文化建设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文化面貌。如何建设农村先进文化是一个事关大局的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的农村社会随着物质经济的发展 ,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广大农民群众在享有日益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 ,文化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 ,向往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成为农村文化的主…     

生态文化:新时期文化创新的新方向

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进行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要把积极建设生态文化作为文化创新的新方向。生态文化是以一种"互利共生型"的思维方式作为价值观基础;生态文化是一种正在崛起的新型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新阶段;生态文化是人类精神层面的共识。而且,生态文化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社会变迁与美国法制现代化——简评劳伦斯·弗里德曼的法律文化理论

社会不断变迁,法律欲使其保持自己的社会功用,就必须使自己与日益变化的文明和社会状况相适应。在特定的国家或社群中,人们对法律的态度、理念、价值观以及法律信仰等诸多因素会构成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法律文化,而法律文化也与这个国家或社群的历史、社会发展休戚相关。劳伦斯.弗里德曼在他诸多著作当中展现给读者这样一幅景象:在社会的诸多因素(政治、文化、经济、社会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的变迁中,政治、社会价值观和科技的发展是法律制度形成和运作的基础,而法律文化又是法律制度产生的源头。我们必须在这一特定的关系中来理解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特别是美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