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预测功能在“智慧法院”建设中的应用

预测功能作为大数据的核心价值,在司法领域逐步彰显出其深远影响。目前,国内法学研究对大数据预测功能关注逐步加强,对于预测功能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及其重要意义的探讨还有待深入,对其可能带来的挑战重视不够。针对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应着重从加强预测功能的实际应用,确保基础数据全面性与合理性,确保算法的合理性,提高预测透明度,正确处理案件特殊性等方面探索解决路径。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原因、机理与控制

司法的社会回应力之核心,在于确定司法正义输向社会的边界,而这个边界的确定又与司法自身的回应能力以及回应力度的理性判断密切相关。在中国司法与中国社会处于同时但不同步的"双转型"状态下,如果司法欲求与社会的融洽就不得不考量自身对于社会的回应能力与回应力度。总体而言,司法回应社会的运作机理一方面体现在司法要对社会因变迁、转型而出现的新技术、新事物、新诉求有所回应;另一方面指向司法要对社会公众关于某种确定价值、权利追求或者不确定价值、权利议论给予法律确认、案例固化或者作出价值与制度的引领与规训。司法回应社会的实质体现在它本身所内含的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过程,亦即通过司法场域的社会问题反映、集中与解决。在中国社会问题司法化的语境下,中国司法的社会回应力并非是无限度的,仍然面临着回应能力不足以及回应社会之力需要得到控制的共时性双重压力,所以,在逐步提高中国司法回应社会能力的同时,又必须受到司法的公共理性与司法场域的适度社会开放、回应型判决理由与判决的可接受性以及司法有限主义与复合型司法构造下的三重机制的控制。     

司法的科技应用：两个维度的观察与分析

司法智能化，诸如数字技术的司法应用，具有两面性。在我国，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网络犯罪领域如何利用科技手段打击犯罪，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及其相关的法律的正当程序问题，研究与讨论尚不够充分。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司法的科技应用，特别是大数据司法应用涉及的两个维度问题，一是犯罪控制维度，二是正当程序维度，它们在各自含义中体现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观念。通过对司法技术性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法院和检察院作为司法机关，对于侦查权的司法控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大数据应用为司法机关加强对侦查权的控制提供了新的契机。     

试论责令重作判决的适用

行政诉讼中的责令重作判决,对于纠正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督促、引导、规范被诉行政机关重新作出正确的具体行政行为,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化对责令重作判决司法适用的认识,限定被诉行政机关重作行为的期限和内容,会进一步充实司法审查权的内涵,较好地协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有助于拓展司法审查空间,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若干问题探讨

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民事诉讼的最后阶段,判决能否得以承认与执行不仅关系到判决所确认的当事人权益的最终实现,同时也关系到一国司法尊严的维护.为了加强国际司法协作,我国立法及我国所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务约都对外国判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作了规定,但从实践来看这些规定仍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今后进一步的完善.     

行政诉讼中变更判决问题的研究

行政诉讼中的变更判决 ,历来是理论界和司法界争议的热点。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探讨 ,变更判决实质上反映了司法变更权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变更判决时应注意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法官应当说明判决理由

判决理由是法官判决的依据,关系到判决结果的公正和法院的公信力,司法正义是判决理由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法官说明判决理由是司法职能转化的必然要求,同时对于保障其权力公开、遏制司法腐败、沟通国家、社会与当事人的关系,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起着重要作用。     

法律论证客观性的寻求——以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为基点

在中国法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完善法律论证方法对司法裁判的制约。法律论证的根本目的是证立司法裁判。司法裁判要成为能够被人们所接受的结果,必须具备客观性;要实现客观性,则需要关注三个方面的要素: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对真性的要求体现了人们对真理的寻求;对正当性的要求体现了人们对社会实践的正义追求;对合法性的要求体现了规范性的要求。由于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对这三者的实现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含糊性,因此需要在法庭场域内使得客观性通过论辩得以呈现,以期获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被人们把握的、能够排除某些因素干扰的判决结果。同时论证真性、正当性和合法性,需要支持性的理由,对支持性理由的客观性的接受,强化了作为论点的客观性,并因此实现了可接受的判决的合理化。     

我国行政判决种类的透视、反思与前瞻

行政判决是行政审判程序的最终结果,其在行政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行政判决的种类设置将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功能的实现。然而,我国现行的行政判决存在种类体系不完整、各类判决设计存在缺陷、司法实践中运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当根据行政审判的实践需要,并结合相关考量因素,对我国行政判决体系进行重构,具体包括: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确认判决、禁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六种判决形式。     

论摄影作品侵权赔偿的司法实践及其问题

著作权侵权赔偿额的确定,一直是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尚未解决的难题之一.司法实践中对于摄影作品侵权赔偿额计算的不统一,以及权利人请求赔偿数额与法院实际判决赔偿数额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当前摄影作品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这一方面使权利人的损失无法充分弥补,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社会争议与对司法的质疑,而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摄影作品著作权侵权赔偿额计算标准的立法存在缺陷.     

传媒审判与司法裁决——传媒式司法的法律、社会与政治后果

传媒在判决结果确定之前的倾向性报道和评论,受到法律形式主义的广泛批评,泸州"二奶继承案"的判决,不同于法律推理结论以致被认为是媒体审判的结果。法律效果、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是中国司法需要考量的三个要素,判决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具有比法律效果更高的权重,因此在三者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传媒式司法应当舍弃法律推理的结论,作出偏重于社会影响和政治后果的判决。媒体审判的功能在于提供判决的参考意见,而法院则需要在考量此种意见的法律、社会和政治后果的基础上作出裁决。     

质证权语境下刑事案件证人的保护制 度简

刑事被告质证权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可增强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司法公信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证人保护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司法实践中证人及近亲属人身安全遭受侵害的现象极为严重。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可运用远程作证，既节约了成本，又满足了“作证质证”的需要。     

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条件的立法模式

在国际民事司法合作中,作为国家司法主权表现形式的外国法院判决只有在被承认之后才获得域内效力。期间,国家法院或者有关机关承认外国判决时所依据的即是所谓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条件。一般情况下,这些条件包括互惠关系(保障)、审判管辖权、不违反公共秩序、不存在无矛盾判决、以及符合程序正义等条件。对于这些条件而言,有"积极条件"(承认前提条件)和"消极条件"(承认阻碍条件)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因为或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不同的立法模式。本文将从承认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法律理论出发,分析和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模式,最终明确"消极条件"这一立法模式更加符合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和国际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     

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的司法判断

面对我国实践中业已出现的过程性信息是否公开的争议,学界并未达成共识性意见,当前的法规范也未提供问题的解决空间。考察相关司法判决可发现,法院在该问题上曾经长期采取绝对不公开的态度,而最新判决赵正军案则提出了部分不公开的司法判断。着眼于挖掘具有普适意义的司法判断和对未来司法判断的建构,应当着重探讨过程性信息公开司法审查的关键点与疑难点。其中,关键点是将"依法行政"定位为司法审查的依据,明确厘清不公开的例外情形;疑难点是发现适用"依法行政"时所产生的无法消解的利益冲突并借助利益衡量方法从适用场合、适用原则、利益甄别和利益判断等环节展开分析。过程性信息的公开会随着国情社情的沿革,朝着制度化、常规化的方向发展。     

法官的困惑:在判决与执行之间--对一起案件的判决与执行的法社会学思考

一起案件,对不同的当事人送达不同的判决书,不仅仅是法律上的玩笑,它透视着传统法观念的影响.判决要合法是法治的根本要求,同时判决又要合理,以符合民众的法意识,情理法忽视程序法的价值,司法泛行政化,导致法设而不用,司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判决与执行之间必须有合理衔接才能达到司法的实效.执行要有可能性,又要有妥当性.传统社会的社会组织以及行政权的泛化对于执行有效性而言是值得思考、借鉴的.行政对司法不应干预,但应加以配合.因加强社会组织的作用,使司法不至于在传统现念与现代法律之间无法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核心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随着大数据的兴起和认识的逐步深入,政法学界开始关注侦查领域大数据的应用研究,于是"大数据侦查"的概念应运而生。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对于"大数据侦查"基本含义的理解多种多样,而对其基本范畴和核心内容的讨论也涉及甚少。因此,从广义的角度对"大数据侦查"内涵进行分析,提出大数据侦查的基本范畴,重点分析讨论大数据侦查模式、大数据侦查思维、大数据侦查方法等三个问题,以及提升预测侦查能力、主动侦查能力、协作侦查能力、效益侦查能力等五种侦查能力,以促进大数据侦查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     

判决书充分说理的条件及其应用

判决书充分说理需要两个条件:必要条件,即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的一套概念系统;充分条件,即根据这一套概念系统对判决主文所进行的论证。如果法官可以拿捏到这样的细节层面,就能够落实辩论主义下两造民事主体的自我责任法理,从而夯实判决结果的正当性。司法实践却表明,法官对法律概念与论证两方面贯彻不力,从而使说理不充分问题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在司法改革的技术层面,不仅有必要对判决书样式做相应调整,更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要求法官运用说理性的法律概念与论证性的演绎思维。     

程序保障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化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化,是指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得出的最终结论(判决)能够获得一种法律上的权威,这种法律上的权威能够使得判决被诉讼当事人及社会承认和接受。对司法程序的服从,是法官自由裁量权得以正当化的最重要条件,这与司法活动的过程与性质相关。司法的产生与某种公平观念存在着重要联系,而在司法场域内,当事人的公平观总是对立的,这就需要一种方式,对这种对立的公平观进行消弭。在现代法治语境里,程序是人类目前所能找到的消除这种对立的最好的方法,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正当性也将依赖于程序而获得。     

法律推理与公正判决

法律推理是形成公正判决的基础.法律推理是贯穿司法审判活动始终的,是为司法审判提供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的法庭决策过程.在成文法国家,简易案件通常仅借助演绎推理即可形成公正判决,但在一般疑难案件中,则须借助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论证、类比推理等形式来寻找案件的大前提和进行涵摄,而在特殊疑难案件中,则更需要借助漏洞补充、调解、价值衡量等方式,方可形成公正判决.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的当代发展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在国际私法中的独立价值日益显现,并呈现出全面和多样化的趋势,内国国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规范的趋同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规范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持续发展。这对传统的国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注重国家利益和内国秩序而轻视当事人利益和国际秩序的倾向提出了挑战,因而需要一方面在全面有效地协调国际民商事立法和司法冲突的前提下强化解决承认与执行冲突问题,另一方面在地域上实现内国、区域和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