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金融组织的运行法则——评《山西票号商事习惯法的兴衰——以熟人社会为视角》

“汇通天下”是对山西票号业绩的一个最好的概括，这个由晋商创造的金融组织曾经一度成为业界的神话。其完善的金融制度、严谨的财务体制一直是金融、会计学者所热衷研究的课题，却很少有学者从法学层面上论及。已有的法学成果中，多是从法律文化和习惯法体系的研究。山西财经大学有着深厚的晋商文化基础，一直是山西票号研究的学术重镇。     

山西票号身股制与员工持股制的比较研究

山西票号身股制是一种允许＂身股＂（人力股）与＂银股＂（货币股）并存的合股经营制度,它具有严格的顶身股者遴选机制、有效的顶身股者激励机制和严明的顶身股者约束机制。员工持股制具有股权结构多元化、激励监督有效化和分配机制合理化等方面的特点,这与山西票号身股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在股权确定机制、权利义务配置和规范表现形式等方面,山西票号身股制与员工持股制还是有较大差异。对于当前我国推行员工持股制而言,可以从山西票号身股制中获得如下一些启示：充分发挥商事习惯的功能;确认人力资本的法律地位;限制或禁止人力股的转让;放宽员工持股份额限制。     

从商事习惯看商法的独立性

商法发源于中世纪商人阶层的商事习惯法。近代的商法典是商事习惯为基础的中世纪商法的国内法形式的发展之极致,现代商法的本质是新国际商事习惯法。由此可见,商事习惯构成了商法独立性的立足基点。重视商事习惯,对我国的商事立法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山西票号企业管理制度对我国银行业的的启示

晋商是明清两代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而山西票号伴随晋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其辉煌的成就不仅在于晋商一贯以来的克勤克俭，诚信经营，更重要的在于山西票号领先于所处时代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本文首先介绍了山西票号经营管理模式，然后从山西票号的内部管理制度和奖惩制度两个方面分别分析了山西票号的企业管理制度，最后总结了山西票号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对我国银行的几点启示。     

商法的价值、功能及其定位──兼与史际春、陈岳琴商榷

在封建自然经济解体之前,商法只能以习惯法、商人自治法的形式存在。商人习惯法上升为国家制定法的内在因素,在于商品经济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商法是适应调整商事关系的需要而存在的,也是适应调整商事关系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完善的。商法的功能在于,对民法个别规定的补充、变更以及创设商法理念的新制度,并以独特的营利调节机制保护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商法与经济法有着完全不同的理念和价值取向。商事主体和商行为是商法的基本范畴和商事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论商事习惯法的性质与地位

论商事习惯法的性质与地位袁敏殊朱克鹏商事习惯法（ＬｅｘＭｅｒｃａｔｏｒｉａ）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在中文中有多种译法，如商法、商事法、商业习惯法、商人法或商人习惯法等。尽管各国学者对商事习惯法的概念、性质、内容、渊源，甚至对其是否存在均存在严重分歧，...     

浅谈熟人在村居社区民事调解中的作用

我国基层村居社区是一个相对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的基层民事调解应该强调发挥熟人的积极作用,通过把熟人纳入到陪调员群体中、建立熟人公证员制度等方式,制度化地发挥熟人在社区调解中的作用,以进一步提高民间调解的质量和效率,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从“灰脚法庭”到现代常设仲裁机构——追寻商事仲裁机构发展的足迹

“灰脚法庭”是中世纪商人习惯法中最具特色的实践机构之一。它的存在及其大量的实践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它是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一个重要的早期雏形。当然,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具有许多新的发展。这种创新正标志着中世纪商人习惯法在当代的复兴,即现代商人习惯法。     

综合立法规制民间借贷研究

我国民间借贷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难以防范民间借贷危机。建议我国根据民间借贷的法律类别,在借鉴境外相关立法、结合本国立法习惯和现行模式基础上,有区别有重点地综合立法规制民间借贷。坚持区别原则,区别规制民间民事借贷和商事信贷;坚持重点原则,以规制商事信贷为重点,制定专门的"民间信贷保护法",着重从定义和规则、信贷经营主体、利率限制、监管机构、法律责任等方面加以规范;制定"利率限制法"和"非法金融整治法",通过多重立法综合规制民间借贷。     

晋商身股制的MBO启示

考察山西票号身股制与现代MBO之间的关联,对中国推行现代MBO有着诸多借鉴意义。当前我国企业实践MBO应吸取山西票号的教训,适当限制管理层持股的份额     

试析藏族部落习惯法中的责任制度

藏族部落习惯法中的责任制度是一种民间责任制度,与我国制定法责任理念相去甚远。藏族部落习惯法责任形式是造成藏区司法实践中习惯法与制定法之间冲突的直接原因,但在藏区这一特定的人文环境下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蕴涵的社会价值有待发掘。藏族部落习惯法客观上有利于藏区社会稳定,国家法应加以适当的引导,以便逐步改善藏区执法环境,使其与国家法相统一。     

“去高利贷化”视野下的浙江民间金融刑法规制研究

导致民间金融高风险的主要原因不是放贷主体是民间机构或者个人,而是放贷时的畸高利率。这种畸高利率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诱发了很多暴力犯罪。我国应当尽快在全国性的金融法律中规定法定最高贷款利率上限,并在刑法中设立放高利贷罪。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民间金融风险,使民间金融走上法治化、规范化、阳光化之路。     

商法本质的变迁

商法作为一个专门调整商事活动的部门法 ,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本质属性 ,与其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商法 )相对应 ,商法的本质属性依次表现为 :1 家商一体、民商不分的商事规范 ;2 与家庭相区分的自然人之间的商人习惯法 ;3 关于企业商事活动的国内法 ;4 关于资本经营的新国际商人习惯法。     

英国法对代理制度的规定

英国的代理制度发端于中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以后随着商事习惯法的发展日趋完备。公元12世纪时,欧洲出现了一种复兴现象,手工业和商品交换日益繁荣,地中海沿岸交通方便,商品买卖尤为兴旺,意大利富商选派他们的雇员外出代为他们经营商业,有关商事代理的习惯法随之发展起     

江东法院关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

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融资渠道呈现多样化,民间借贷市场也有了长足发展。民间借贷作为"灰色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一部分企业渡过资金难关。当前,大量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入法院,如何引导民间借贷进入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保障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成为当前商事审判工作的重点工作之一,也给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批判性理解——兼论社会控制概念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可能

概念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分析工具,同时具有促进和制约研究的辩证属性,因此需要对概念进行反思。“习惯法”、“民间法”这两个概念对于挑战和批判“法律中心主义”具有重要学术贡献。但是“习惯法”、“民间法”概念定义过于宽泛,使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能很好地对不同性质和不同运作方式的规范进行必要的区分,从而导致这种研究范式具有局限性。在法学研究中,可以尝试用“社会控制”概念来弥补习惯法/民间法研究范式的不足。     

论当代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以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为研究路径

习惯法作为国家法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运行于中国社会之中,并与国家法形成事实上的互动关系。习惯法是民间社会自发秩序构造下的产物,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法的缺陷与不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国家法在地方上的适用效力。理性看待其于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并寻求构建二者的良性互动机制,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贡献民间智慧。     

论瑶族石牌的性质及其现实影响——黔桂瑶族侗族习惯法系列调研之四

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瑶族石牌是民间法的一种,对金秀瑶族石牌制度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成因和现实影响进行分析,并结合金秀大瑶山和谐社会的建立,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对黔桂瑶族侗族习惯法的研究有所裨益.     

论商人习惯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商人习惯法成为现在商人法的重要渊源，它的使用提高了国际商事仲裁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由于各国国内法的差异而严重影响案件结果的情况，更好地保证了个案的公正裁决。我国立法界对现代商人法规则已逐步接受。但尽管我国仲裁立法中有关现代商人法适用的规定已有不少，却仍然不够，还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仲裁立法中对现代商人法的适用应进行更明确的规定；法院对仲裁给予适当监督；在国际商事争议处理中更多适用比较成熟的现代商人习惯法。     

浅析我国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契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都会形成具有强制力的民族习惯法.另一方面,我国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权.如此,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存在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的规制,处理好二者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对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有借鉴意义,而且关系整个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以研究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冲突为切入点,提出在立法活动中达到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契合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