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执行调解”制度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能否通过民事执行机关的调解,劝谕、说服、促进、引导当事人达成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均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事实上,否定性观点一直占据着上风。是故,一般人只讲"民事执行和解",绝口不提"民事执行调解"。无可回避的是,对民事执行调解的这种否定性观点,已经造成了民事执行机关     

执行和解制度和实务探讨

执行和解作为民事执行领域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为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执行法律所采纳,概因执行和解起到了缓解当事人冲突,减少执行对抗,降低司法成本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笔者多年执行实践的经验,在为何要加强执行和解、执行和解制度需要怎么样改进以及如何能做好执行和解等方面谈谈自己的想法。     

创新民行监督方式 建立执行和解机制——构建民行检察执行和解机制探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需要不断创新新形式来丰富其内涵。民事检察执行和解是民事检察改革中出现的一种新方法。本文通过分析民事检察执行和解的现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了民事检察执行和解的存在基础,提出建立民事检察执行和解机制、赋予检察机关执行和解权是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途径。     

民事检察和解构建探讨

民事检察和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之一,具有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但也有民事检察和解是否存在法律正当性、是否会弱化抗诉、和解协议是否会引发新的纠纷等质疑。民事检察和解体现了公力救济架构下当事人处分权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同时也保障了当事人的权益,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和在司法实践中大力推广。推行民事检察和解办案模式需要注意与法院执行的衔接、不能因民事检察和解而忽视审判监督、制定完善办案规则等问题。     

民事检察工作应注重发挥执行和解的作用

《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当事人在执行民事判决过程中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并主动履行,这就是民事诉讼中的执行和解。 在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抗诉作为检察机关的主要监督方式,它的条件严格,人力物力投入大,耗费时间长,维权不及时,而执行和解则弥补了这些不足。第一,双方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协商     

执行和解制度的再认识

现行执行和解制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面临着许多问题.就制度而言,由于尚未正确或充分地认识执行和解的本质以及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之间的关系,因而导致制度存在着结构性问题,从而影响了执行和解的正常功能和作用.对此,应当重新审视执行和解及制度,从执行法、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实体法的基本原理上予以认识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设定执行和解与执行程序的关系、执行和解应有的效力,构建与现代执行制度、民事诉讼制度和民事实体法契合的执行和解制度.     

论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完善

民事执行和解协议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制度,有利于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加快法院判决的履行,实现当事人的权利。基于对法院权威的维护、生效判决既判力的尊重以及程序保障的考虑,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民事执行和解协议以强制性效力,这不利于执行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为了更好的保护执行债权人的利益,应当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内容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对于履行方式的变更以及为债权的执行提供担保的执行和解协议,可以允许执行债权人通过诉讼的方式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     

对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探讨

关于执行和解,我国1982年3月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81条首次作了规定。1991年经修汀后《民事诉讼法》第211条,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作出的《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第266条、267条,1998年《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86条、第87条等司法解释对其内容、方式、效力、期限等作了规定,这些规定构成了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基本框架。执行和解作为一种特殊的执行方式,具有灵活、方便、便于履行的特点,因此在执行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但由于有关规定过于笼统,导致在执行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有不同认识和做法.本文拟就执行和解制度的有关问题作些探讨。     

民事检察执行和解法理探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需要不断创新形式来丰富其内涵。作为民事检察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种新形式,民事检察执行和解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法理基础,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检察执行和解权是增强检察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正和审判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     

执行和解协议效力问题探究

民事执行和解是民事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能有效而及时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着广泛的运用。而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对执行和解功能的发挥以及执行程序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     

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研究

执行和解作为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有效地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本文通过分析执行和解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回归与独立:执行和解的私法解释考辨

执行和解是一项中国本土性制度,并无比较法可供参照.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发轫,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一项公法制度.但经过数轮修法和司法解释的更迭,执行和解在规范层面已经与执行措施和执行根据松绑,回归为一项独立的民事合同.理论上不同学说也都认可执行和解中包含私法行为,执行和解回归民事合同不存在实质的理论障碍.在回归私法行为后,有必要运用民法解释方法分析执行和解的法律效果,其中的疑难问题是执行和解确立的债权与原执行根据确定的执行债权之间的关系.执行和解本身的特质决定了其是一种独立合同类型,而不是传统民法意义上的和解合同、实践合同、附条件合同、新债清偿.在解释执行和解的内容和效果时,必须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承认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与和解协议中存在不同的意思解释方案,不能冀望借用一个民法概念对其效力作出统一界定.即便要构造任意性规范,也需要充分考虑执行债权已经具备既判力和强制执行力的特殊性,切实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当事人和解制度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诉讼中和解,二是执行中和解。所谓执行和解,是指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对如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进行自愿自主协商并达成合意的行为。它既是当事人处分实体权利的一种行为,也是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一种方式。在当事人主义影响不     

执行和解争议的法律救济

执行和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执行环节中的 具体运用,其作为一项灵活方便的执行方式,对于解决 当前所面临的执行难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方 面意义。但是,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 此法律现象规范不足,导致理论上的不协调以及司法 实践中当事人之间争议频起。因此,对于现行执行和解 制度规范并加以重构,使其制度化、合理化,无疑是执 行立法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试图从法理上分析现 行法律体系中执行和解制度的性质与特征,从立法高 度提高执行和解效力,进一步完善执行和解制度,使其 更具可操作性。     

论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与性质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债权人与执行债务人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产生中止执行的效力。如果执行债务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债权人只能申请人民法院恢复对原执行名义的执行,而不能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和解协议。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执行债务人滥用诉讼权利,利用执行和解逃避执行,严重损害了执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这种现象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与媒体的广泛关注。〔1〕一些学者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协议效力的规定,并结合两大法系普遍规定诉讼和解具有执行力的立法现状,主张用赋予执行和解协议执行力的…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方式研究

理论界对于检察机关可以使用哪些民事执行监督方式争议较大,大致涉及到抗诉、检察建议、检察意见、纠正违法通知书、现场执行监督、提起异议之诉、要求说明理由、对消极执行行为的命令追加调查和自行补充调查、执行和解、立案查处执行人员职务犯罪等十种民事执行监督方式。然而在民事执行中可以采取的只有抗诉、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要求说明理由及对消极执行行为的命令追加调查和自行补充调查等五种检察监督方式。     

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及完善立法建议

执行和解是民事执行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和运用,能有效而及时地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执行和解协议的产生和履行必然会对执行程序产生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和救济途径规定得不够完善,给司法实践造成了诸多问题。在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现行立法提出建议。     

论民事和解协议的纠纷解决机制

和解协议属于典型的实体法与诉讼法交叉领域:一方面,和解协议本质上属于特殊的民事合同;另一方面,和解作为一种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必然要求确定其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尤其是与诉讼的关系。就初始纠纷而言,和解协议与诉讼裁判之间相互排斥,从而实现了广义的"一事不再理"原则,但和解协议又非终局的纠纷解决方式,因此可能发生和解协议之诉。此外,出于效率等因素的考虑,诉讼法上又常常会对和解协议的效力作出一些特殊规定。这就要求必须从诉讼法的角度,对民事和解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详细阐述。     

执行和解的合同效力探析——以执行和解的强制执行力为视角

执行和解的效力直接决定执行和解的运行,民事诉讼法未对执行和解效力进行界分,应否赋予执行和解以强制执行力学界未有定论。通过对执行和解性质的界分,执行和解性质为不可诉的私法行为,执行和解的效力应当具有不可诉的合同效力,故其不应具有强制执行力,我国《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应当作出相应修改。     

“吴梅案”与判决后和解的处理机制——兼与王亚新教授商榷

基于对现行法的严格解释,"吴梅案"中确认的规则只是对"二审期间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可以阻碍生效一审判决的执行"问题作出了否定回答,并未将民事诉讼法第230条的效力扩张到二审和解协议。对"被告履行和解协议后原告申请继续执行原生效判决"的案件,应当允许继续执行。此种规则可以拓展到其他判决后和解的处理。执行中的和解异议不能纳入执行异议中处理。如果允许被执行人另行起诉,可能会带来新判决与原执行行为的冲突问题。对此,现行法尚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