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化”实乃“未来化”——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范式的思考

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历史化”理念不是泛泛地探讨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而是要建立一套文学价值评判的话语体系，以解决20世纪末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学术品质退化问题。很多研究者偏向在历史本体和文学之间寻找某种联系，但所谓“历史化”的“历史”并非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本体视野，而应当是文学的历史经验视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无非是在文学历史经验视野下对现当代文学研究对象进行审视。这种范式的合法性来自文学历史经验所拥有的能超越具体历史阶段的“未来性”基因。故“历史化”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依托文学历史经验“未来性”，“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未来化”。不过要警惕的是，文学历史经验的“未来性”并不是不证自明的现成答案，而是需要不断辨析。所以，“历史化”不是一种对经验的守成，而是在探索基础上和文学研究对象之间进行的对话。     

边缘文本的话语力量—“双百方针”前《人民文学》中的另类话语初探

文学期刊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创办于新中国成立时的《人民文学》是当代文学期刊的典型代表。“双百方针”之前的《人民文学》,主流叙事成为其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形态,但也发表了一批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左、在当时受到批评的边缘文本。本文试图从日常生活的话语张力、人物心理的话语锋力和爱情主题的话语磁力三个层面,来重新解读这些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作品,以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特定历史语境下《人民文学》边缘文本所彰显的话语力量,从中获得启示和意义。     

红色经典文学中的情结退魅研究

所谓"情结"是指困扰乃至支配一个人的生存及发展的深层心理原因,它往往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决定人生的价值取向和生存目标。"革命情结"也就是以革命为本位的人生取向。"红色经典"文学中"革命情结"的发生主要由传统"复仇文化"雄厚的道德伦理支撑、中国"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大部分作家自身的仇恨经历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意识形态建设需要文学对革命历史及新的政治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等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的。"红色经典"文本中对"革命情结"的过度推崇和张扬,除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审美的规训等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顺服了这一规约而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对历史必要的尊重的结果。     

红色经典：多极共生的时代符码

“红色经典”作为文学创作话语的诱导符码，曾由于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的轻率加入而流于空泛与膨胀，此一现象说明了我国学界文艺理论的滞后和失职，但随着我们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日益完善，随着文学创作实践的深入发展，“红色经典”昭示了的文学创作的话语权由原来单极垄断发生了向多极共生的可喜转变，同时也提出了政治话语和学者话语如何强化话语权主导地位的问题。     

从“台湾文学经典”看台湾文学精神

文学经典的确认是一个文学系统多个层面参与运作的动态累积过程,“台湾文学经典３０部”的产生再次表明了人们对台湾文学所充溢的中国文化精神和所开掘的本土文化资源的理解、尊重,对其所呈现的历史厚重感、文化包容性的肯定、赞许,同时也启发着人们去思考“台湾文学中心时期”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人文精神”之论争:三种话语的解蔽较量

20世纪 90年代是一个文化解蔽的时代 ,在“众声喧哗”中主要存在三种话语 ,一种是以消费为指归的大众文化话语 ,另外两种是针对存在的体制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如果说 ,体制话语是“意识形态”话语的话 ,那么 ,不妨叫知识分子话语为“意义形态”话语。这两种话语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要求。首先 ,在知识构成上 ,“意义形态”话语主要是依据知识本身的“内在理路”而生成 ,“意识形态”话语则是根据“外在需要”而构成。其次 ,在知识表现上 ,“意义形态”话语所体现的是一种“话语权力” ,而“意识形态”话语体现的则是一种“权力话语”。在…     

红色文化，引领文明新风尚 上篇：红色文化，掀起你的盖头来——红色文化，大众文化的呼唤——军旅文化研究者张勃答记者问

逐年升温的“红色文化热”，其表现形式是阅读、欣赏红色经典，内容则是重温红色历史，挖掘红色文化。然而，最终它折射的是当代青年经历了新一轮文化反思之后，对建设一种以坚守正义、充满真情、回归英雄主义为主导价值观的新文化的期盼。     

新时期以来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批评的历史反思

本文回顾新时期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批评,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和现实语境,从共名和无名、意识形态性、术语界定、西方话语殖民等与文学的关系上对其进行重估,指出了以往论述的一些迷误,认为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话语,不仅仅是方法论,还根本上是哲学本体论,它与“存在性”问题而非“生存性”问题密切相关,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适化与无名时代和现代大众的出现密不可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义文学是以现实主义为根本底色的文学。     

改革文学与中国“新现代性”叙事

在新时期文学的诸多现代性中，人们唯独忽略掉了人的本质层面的“新现代性”。1978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型中的“改革文学”，是中国“新现代性”的第一声号角。改革初期，人们把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速度和数字”，其背后深藏着时间焦虑，在过于关注时间的同时，忽略了空间维度的思考，以至于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里，利益、权力的空间冲突逐渐凸显。《乔厂长上任记》作为“改革文学”的发轫之作和经典文本。在一开始就暗示了“新现代性”的发生和现代化建设即将要走的全部之路。     

女性文学经典化的焦虑与策略——论沈善宝《名媛诗话》异性话语体系下的传播技巧

本文以《名媛诗话》及作者沈善宝为考察对象，认为作者试图通过文字来舒解她对于女性文学在异性话语体系下经典化的焦虑，并利用追溯才女传统、建立女性文学史、借助男性彰显女性文学的成绩，以及利用“红闺诗领袖”的影响力提高女性及其文学在公众传播中的地位等具体写作策略，来达到使女性文学经典化的目的。     

“红色经典”活动热鹿城

温州市鹿城区从4月份开始陆续推出八大系列“红色经典”纪念活动，通过开展“红色服务”暖人心、“红色记忆”鼓干劲、“红色演出”到基层、“红色歌曲”大家唱、“红色之路”图片展、“红色电影”播放月、“红色课堂”话传承和“红色博文”大家写活动，讴歌党的光辉业绩，     

是“五四”，不是“五四”

“五四纪念”的历史与“五四运动”的历史几乎一样长久。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八十一年了,但对“五四”的纪念却延续下来并将继续延续下去。“纪念”实际上是对过去的一种理解,而理解———如伽达默尔所说———本质上是把过去的意义置入当前的情景的一种调解或翻译。人们通过纪念的方式表达对过去的理解与对现实的确认,乃至对未来的设想。每一时代的人都按适合于该时代的特定需要的方式重新解释历史,纪念过去,因此每一次的五四纪念都会构成一种新的五四话语。五四的形象由此变得变幻不定,五四的意义也就在纪念中不断延伸。“…     

“汉语批评”策略与当代话语重建

“汉语批评”是伴随“失语症”而诞生的一种理论策略 ,是继“失语症”之争文学理论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和当代话语重建的初步行动。本文从“汉语批评”与“失语症”、“当代话语重建”和“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等三个层面 ,试图对“汉语批评”策略进行理论观照和宏观阐释 ,对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展开思考。     

“思想”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构成——对百年文学思想史路径的思考

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存在“关联性”。“思想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是研究作为思想史一部分的文学,不是把文学史作为思想史的分析材料,而是将“思想史”作为“文学史”的一种研究方法;不只是关注思想影响了文学,而是讨论思想如何影响了文学,文学又以怎样的方式传达和创造了思想。因此,这一研究凸显的是“思想”与“问题”的对话——视野是思想史的,问题则在文学史。思想史视野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清理和呈现“外在影响”的同时更侧重关注“思想”如何成为“文学”的“内在”构成,因而,也是把“外在影响”转换为“内部生成”的一种考察,由此或可打开进入文学史乃至人类精神史的另一条路径,重启历史与当下的对话。     

论“十七年文学”城市写书的文学秩序

1949年以来，新政权急需确立“文艺新方向”，力图使文艺服务于新的政治主张．要求文学与社会政治的转折保持高度一致。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城市是资产阶级道德和社会腐败滋生之发生地．这使城市写书开始遭遇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规范”。“十七年文学”确立的城市写书之文学秩序．使城市逐渐失去了在文学中全面呈现的合法性。作家们无不例外地选择“国家话语”进行文学叙述。于是，城市的文学书写遭受严重挫折甚至断裂．文学言说下的城市形象被不断地简单化与固定化。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进一步优化，作家们纷纷放弃之前被迫坚守的写作立场，城市书写之话语权得以回归。在新的时代氛围中，“十七年文学”城市书写之文学秩序得以突破，这是国家文明的发展，更是时代历史的进步。     

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党的自我革命话语的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务必”，是对“两个务必”这一党的自我革命经典话语的继承和创新。通过深入剖析发现，“三个务必”在继承“两个务必”精髓要义的同时，对其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拓展与创新，是在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形势基础上以及基于新时代“赶考”之问对全党提出的新要求，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对于推动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大型地方史志“中国红”编制创新经验介评

《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是武汉地方志办公室2011年主持编制的一部旨在以多种艺术形式再现辛亥以降百年“红色”革命历程的大型地方史志,出版以来,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许多领导和专家学者赞誉为“新史志中不可多得的红色经典”.“中国红”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创作单位在思路、理论、文化和编制体例等四个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创新.     

对当代大学生观看"红色经典"影视剧的调查分析

最近,“红色经典”的热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我们的调查发现,高校学生对红色经典的反应却并不热情,明确表示“很喜欢”的人微乎其微,甚至比明确表示“讨厌”的人还要少。从调查对象喜欢的影片类型及其原因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对影视教育中如何利用“红色经典”资源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作了初步的探讨。“红色经典”的改编与热播是近年来文艺界一个较为突出的重要现象。一批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诸如《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红旗谱》、《烈火金刚》、《…     

论现代文学反智叙事的嬗变

在漫长的以"革命"为历史主题的20世纪,以质疑乃至否定知识分子及知识价值为表征的反智主义思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叙事发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自五四新文学对"劳工神圣"这一口号接纳起,在之后的"革命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十七年"部分红色经典中皆可见其踪迹。甚而,在某些自由主义作家的某些作品中也不乏对此思潮的呼应。换言之,在新文学开创的现代知识分子叙事传统内,对知识分子价值进行解构的反智性书写业已形成线性的历史。     

读经：继承传统还是适应时代——社会变迁背景下对读经问题的重新审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郭齐家经典在每一个伟大文化的历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与引导作用，是灵感的来源，思想运动的来源，话语的来源，甚至是习俗民风的来源。文化经典在极深刻意义上参与塑成了民族的历史和生活世界。文化经典的表达方式几乎都是民族语言，他们起作用的方式既有“讲道理”，也有“熏陶”，还有“建立某种意义上的规则”以及“课本教材”等。文化经典，如古典“百科全书”，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道德伦理学、教育学、文学、艺术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