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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沈阳)》2008,(19)
博古、洛甫(即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开头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的人,主张是同样的,都是相信共产国际的,认为共产国际说的都是对的;他们学的是本本,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对中国革命都没有实践过。这三个人也不一样,有区别。张闻天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博古很有才气,是个锋芒毕露的人,比较喜欢整人。王稼祥比较灵活,但也没有经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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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邓小平生前曾四次回延安。第一次，１９３８年９月。８月１５日，中共中央电告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从华北前线动身，于９月回到延安。９月２９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王明、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３８人参加了会议。张闻天致开幕词，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地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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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国 《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23,(2):29-41
张闻天依据邓小平的会议记录稿和毛泽东的“讲稿”,结合自己以及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发言提纲,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最初文本。“鸡鸣三省”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新决策以及刚接收的中共中央及其与共产国际往来的文件,张闻天对决议文本进行了认真修改。1935年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0—16日,张闻天又将“目前任务”正式写入决议文本。为增强说服力,文本多处引述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的内容;为维护党内团结,文本最终隐去有关领导人姓名。毛泽东对军事战略的精辟论述是《遵义会议决议》的核心内容,张闻天的旁征博引使得《遵义会议决议》更加有血有肉。在《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过程中,毛泽东、张闻天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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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亲密合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黄平桔园谈话，张闻天提议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深秋，贵州黄平一个桔子园里。两副担架抬进园来，并排放在树下。担架颇为别致，上面有油布做成的半圆形的顶盖，可以抵挡日晒雨淋。担架上躺着两个“眼镜”：一个张闻天，一个王稼祥。此时，他们都无心观赏桔园秋色，头靠头说起话来。王稼祥问：“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这一天是12月20日。前两天，即18日，中央刚在黎平开过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同博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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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和王稼祥相识于上世纪20年代赴苏留学。30年代初回国后,二人都曾在中共党内身居要职,并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而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因在实际工作中同博古、李德产生分歧,逐渐受到排挤。这段"同命相怜"的经历把张闻天和王稼祥紧紧联系在一起,30年代二人一起"跟着真理走",携手同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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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成立过三个"三人团":长征前夕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自发形成了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与长征前夕的三人团有根本区别的新"三人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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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党书”，让人“恍然大悟”
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党的历史，目的是澄清路线是非。会议对土地革命后期中央领导层犯的“左”倾错误，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承认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能获得这个共识，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在会前编印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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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2002年第1期曾发表过一篇题为《遵义会议前后的三个“三人团”》的文章,说的三个“三人团”是:长征出发前夕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具有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长征途中下放军团行军的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在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负责军事指挥工作的“三人团”。而在这三个“三人团”之前,还有一个“三人团”,即1931年4月,中共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当时被人称为“三人团”,这个“三人团”很少被提起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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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产生与更替都是由共产国际指导和决定的,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是如此。长征途中,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暂时断绝。遵义会议实质上罢免了博古的最高领导权,并选出了新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这次领袖更替是中共独立自主进行的,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更替方式的重大转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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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和博古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风云人物，都到过莫斯科留学，归国后都曾经在中共党内负总责；他们都曾经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又先后觉悟，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自己新的一页。莫斯科：张闻天和博古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一个以学识渊博著称，一个以能言善辩闻名。张闻天，1900年生，上海南汇人。青年张闻天经历十分曲折、丰富。1915年，张闻天高小毕业后曾先后在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海河工程专科学校、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学习，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实验过工读互助的“新生活”。1920年7月，张闻天东渡日本游学，次年1月返…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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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毛泽东是否开始组织“领导撤换博古和李德”的“会下活动”?这个是否符合党内正确斗争原则、涉及到毛泽东政治品格的问题,有必要探讨澄清。人所共知,李德在《中国纪事》书中把毛泽东说成是进行“宗派活动”。指责毛同张闻天、王稼祥结成“中央三人小组”,“激烈攻击”三人团,在中央内部制造“分裂”等,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污蔑。但亦有文章认为,从长征开始,毛泽东“的确在着手组织和领导着撤换博古和李德的这场斗争。”“树起旗帜同他们干了……不是在争个人的兵权,而是争人民的兵权,党的兵权。”“这是无可争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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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批判了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并取消了他们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又由张闻天(洛甫)接替了博古负总责的职务.这次会议不仅独立自主地对中央组织成员和分工作了部分调整,还根据红军所处的具体情况,制定党在领导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中的方针、政策.这对在共产国际绝对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成立十四年来破天荒的大事件.虽然"遵义会议是在拥护共产国际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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