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原理与路径

刑事证据规则的调整对象、规则特征与程序性规则有所不同,所以其解释原理也应有所不同。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应当遵循以准确认定事实为核心原则、“非必要,不限制”原则、妥当性优先原则。准确认定事实是刑事证据规则解释中的核心规范目的,其内涵应为不枉不纵;无罪推定原则是对证明责任解释的限制,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无须遵循无罪推定所内涵的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但应当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难以区分的情形视为事实问题,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之一,但人权保障不等于解释结果要有利于被告人;程序法定原则对刑事证据规则解释的限制仅在于不得通过解释而扩充国家刑事司法权力并侵害公民权利。由于证据能力规则、证明力规则、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几类主要证据规则所调整的对象及规范目的不同,所以可在遵循上述解释原理的前提下对各类证据规则的解释路径、方法进行类型化的探讨。     

论“刑讯逼供”的解释与认定——以“两个《证据规定》”的适用为中心

为遏制刑讯逼供,我国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适用的前提,是对"刑讯逼供"一词作出准确而允当的解释。"刑讯逼供"本系我国立法上之用语,国际上更为通用的是"酷刑"一语,而目前,对"酷刑"最权威的定义,来自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根据条约神圣的原则,依据《反酷刑公约》对酷刑的定义来解释刑讯逼供,基本是可行的。在司法适用上,解释和认定刑讯逼供,还应当注意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具体判断。对于药物和催眠审讯,药物审讯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催眠审讯在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的前提下可用,但不得作为定案根据。营救式刑讯逼供的合法性也应当予以否定。     

内幕信息形成时间司法认定问题研究——以法释[2012]6号司法解释第5条为中心的刑法解析

确定内幕信息形成时间是内幕交易性质与数额认定的基础.最新内幕交易犯罪司法解释并未解决内幕信息形成时间判断的核心难题与实践障碍.既要根据资本市场现实对内幕信息形成时间适度提前认定,又要在评估高风险信息基础上排除其具有重大性的可能.并购重组是内幕交易重灾区,有必要深度分析并购重组中内幕信息形成规律,建构类型化司法判断规则,并以此为经验逐步研究其他类型的内幕信息形成时间认定规则.判断内幕信息形成时间应以更为接近个案专属特征的指导性案例细化例外情形的司法规则.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认定

【裁判要旨】对于行为人散布虚假疫情信息致使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情形,可以从规范层面和价值判断层面考量相关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正当性、合理性,得出散布虚假疫情信息行为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从而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对于此类犯罪的罪名认定问题,无论是运用文理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还是目的解释的方法进行解释,抑或从法律和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角度分析,都能得出以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定罪处罚的结论。     

检察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探讨——兼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后简称《规则》)的规范文本分析,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环节都有排除的职责,程序的启动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依职权启动;一是依申请启动。而排除的范围不仅限于言词证据,还包括实物证据。就《规则》规定而言,当前涉及到的"刑讯逼供等其他非法方法"的解释应当进一步细化,对于疲劳审讯,威胁、引诱和欺骗以及重复性自白问题应当有所明确,对于瑕疵证据的"合理解释"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充分性"的限制条件。     

论行政执法裁量的范围

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范围是行政裁量本体论研究的重要部分,对其的科学认识是合理规制自由裁量权的逻辑前提。裁量范围的认定与对裁量本质的认识有关。行政裁量的本质并非不受司法严格审查,而是缺乏明确标准和规则之下的主观判断。以此本质为标准考察行政执法的过程,在调查和认定事实、解释和确定法定事实要件的内容、函摄、确定法律后果、执行和行政程序事项的选择等六个阶段或方面都存在裁量的空间,区别只是大小不同而已。规范分析的方法应当是判断行政执法人员在具体情形之下是否享有裁量权的科学方法。     

监察体制改革中的证据制度问题探讨

在监察体制改革中,证据制度是监察制度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重要环节。对于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取证程序,《监察法》应当在取证的合法性、保障证据可靠性两个方面作出更详细的规范。监察委员会在调查中获取的所有类型的证据只要符合刑事证据能力要件,都可以直接在诉讼中使用,而无需再构建内部的转换机制。《监察法》对调查措施所进行的规范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措施所进行的规范并不完全一致,但对于调查所取得的证据都应适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监察委员会收集的证据同样也应适用司法解释规定的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     

犯罪论体系的思考

罪数论以及法条竞合、期待可能性、择一认定等应纳入犯罪论体系 ,作为法律后果意义上的刑事责任应排除在犯罪论之外 ;构建犯罪论体系 ,必须妥善处理犯罪客体 (法益 )与构成要件 ,主体要件与其他要件 ,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 ,作为犯与不作为犯 ,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 ,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中止、预备 ,犯罪成立条件与排除犯罪事由 ,排除犯罪事由之间 ,以及“定罪论”与其他犯罪理论之间的关系 ;构建犯罪论体系 ,必须遵循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认定犯罪以及体系性、经济性的原则 ;可以构建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相并列的、两要件的、区分排除违法性事由与排除罪过性事由的犯罪论体系。     

体系解释与目的限缩:行刑竞合案件解释规则研究

对于经济领域行刑竞合问题的行政犯刑事不法的判断,必须以行政不法为前提。包括"兜底条款"在内的行政规范与刑事规范,必须在法秩序统一的原则下,作体系性解释。体系性解释也应当包括行政法律、法规内部的一体性诠释,前置法中有类型化规定的情形,特别是有刑事责任条款与没有刑事法律后果的区别规定,刑事不法的认定必须给予基本的敬畏与尊重。刑法作为"二次法",对于经济领域的行刑竞合案件的处理,特别具有理念的引领作用。行政规范的目的定位与刑事规范的目的指向有不同的旨趣,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目的解释只应当作为出罪依据,而不能作为入罪理由,目的限缩应当是不符合规范目的的行刑竞合案件出罪化的根据,对于"兜底条款"的解释更是如此。     

专利侵权等同判定的原则与规则

专利侵权判定中,等同是指技术特征之间的等同.在进行等同判定之前应当先以司法政策为指引,结合个案案情确定合理的宽严标准.具体判定时应当首先对技术特征作准确划分与解释,然后严格遵循“三基本一无需”规则逐一对比.对于功能性特征应适用特别法则.方法专利的等同判定也存在特别之处.在符合禁止反悔规则、特意排除规则、捐献规则、不保护现有技术原则的情形下,等同不成立.     

试论当前承包经营企业中构成贪污罪主体的新特征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其他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贪污罪概念、特征认定承包经营企业中贪污罪主体范围存在“三论”。一是“唯承包者身份论”。就是主张以承包经营人员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或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的身份,作为认定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的依据,局限于过去刑法典狭小规范,而忽视新的扩大主体新特征;二是“唯企业性质论”。就是主张以承包经营企业是否是全民或集体所有制性质,作为认定贪污罪主体的范围,局限     

刑法价值判断的实体性论证规则

价值判断是刑法问题的核心。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为刑法价值判断的合理实现提供了最低限度的保证,它们分别是:只有在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的情形下,才能对刑法进行扩张解释;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以实体性论证规则为前提,经由妥当的论证程序,运用妥当的论证方法,方能合理实现刑法问题的价值判断。     

犯罪构成理论与犯罪事实认定关系考察

犯罪认定是一个动态的价值判断过程，司法三段论是这一判断过程的逻辑体现，在寻找大前提、确定小前提以及大小前提涵摄判断的过程中，犯罪构成理论并不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因为犯罪的认定与犯罪构成理论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性，采取何种犯罪论体系也不会影响犯罪认定的结果。犯罪构成理论只是针对刑法规定的犯罪成立条件进行理论解读和体系建构的结果，作为解释结论它被解释对象和解释主体的前见所决定，在解释对象即刑法规定不变的前提下，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只是不同解释主体从不同逻辑前提出发所作的不同解释选择。     

不当得利纠纷案中先刑后民原则的处理

【裁判要旨】对不当得利的判断和认定属于民事审判的范围,其判断和认定标准也应当是民事法律规范,即从实体上,有否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从证据证明标准上,为高度盖然性而不必要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先刑后民仅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     

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可采性与运用规则

传统证据法理论认为,采纳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侵犯了事实审理者的职权,并且可能导致错误认定案件事实,应当排除.现代证据法不再绝对排除意见证据,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缺乏对普通证人意见证据可采性及运用规则的明确统一规定,应当从可采的基本条件、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不得采纳的特殊情形及程序保障等方面进行规范.     

法律解释方法的融贯运作及其规则 ——以最高院“指导案例32号”为切入点

司法裁判中,合理裁判结果的得出需要法官综合运用多种解释方法。体现在“指导案例32号”,文义解释在刑法谦抑立场下,明确了“不确定”法律规范的裁判底线;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论理解释方法,通过对“本案焦点”的现实认定,在文义的边缘能动解释,进而形成融贯的解释论证系统。此过程中,为有效约束法官恣意,多种解释方法的融贯运作受到文义优先规则、节约和无赘言规则、发展规则等融贯规则的制约。同时,这些不同解释方法之间的融贯运作及其规则性要求,也构成法律解释研究规则转向的重要内容。     

国家监督与大学自治框架中的学术抄袭认定

就学术抄袭而言,学理与司法实践援引私法的理论资源对之进行解读,忽视了学术抄袭认定背后的公法意涵。学术抄袭与私法维度下的抄袭在认定基础、认定标准、认定依据与认定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更多地受到学术伦理规范的约束,对其认定应当摆脱私法认识的窠臼与纯粹法解释主义的路径,置于国家监督与大学自治的二元框架下进行考察。国家立法授权高校对学术抄袭进行认定,既蕴含了国家权力在抄袭认定上的退让,进而赋予高校学术自治的空间,又要求高校积极落实抄袭认定标准、组织与程序的保障义务,避免学术自治逾越内在的界限。国家立法应当设定抄袭认定标准、组织与程序的基本原则,保留必要的司法审查,从而避免高校在抄袭认定规则供给上的恣意。     

如何理解“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

根据刑法第166条第3款的规定,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如何认定“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在司法实践中不易把握。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具体案件,从以下四个方面精心辨析。一、是否受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委托。由于受托人从事的是公务,因此,委托人主体是特定的,即必须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或其他集体经济组织,而公民之间互相委托办理事务,则不能认为是“依法受委托从事公务”,这是显而易见的。司法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不好认定,即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互相委托代办     

云服务器提供商著作权责任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云计算服务模式在互联网产业中的广泛应用，推动着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规则作出适应性调整。云服务器提供商作为该服务体系中的关键主体，其在服务内容、技术能力、行业伦理方面的特殊性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面对责任主体定位不清、责任认定依据不明、责任内容界定不当等诸多问题，亟需在法律规范层面对其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规则予以廓清。基于对云服务器提供商基本定位的释明与对既有立法规则适用关系的厘定，应当明确以《民法典》规定之“通知-必要措施”规则作为其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认定依据，并以比例原则为价值指引，通过扩张解释“必要措施”之基本内涵，对云服务器提供商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路径予以细化完善。在维护法律规范自身稳定性的同时，实现版权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的利益均衡。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及其方法论意义:一个本体论的证成

同类解释规则滥觞于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体系，20世纪80年代引入我国刑事法学领域后受到学界关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在我国大致经历了有实无名、初始关注、本土起始、研究深入等四个阶段，但仍存在理论研究碎片化、实操性不强、与其他法律解释方法融合度不高等不足。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用于对特定词语的分析、对加重犯或加重情节的认定以及对不同罪名之间的区分性认定，是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研究中的认识误区。应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场合（条件）限定于同一刑法条文内部、能够从同一刑法条文内部列举的事项归纳出“同类”要素。从体系定位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刑法体系解释的下位概念，其运用是一个多种解释方法融合的过程。从基本属性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一项中性的法律解释规则，该规则本身并不具有限制或者扩张的价值属性，也没有严格限定的主体要求。从价值导向来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层面的实现，其操作过程运用的类比方法，既是法律推理中逻辑关系的彰显，也维护了逻辑对推理过程的约束力，其遵循的同等对待原则和正义理念，则是对刑法平等这一基本原则的坚守和维护，确保了刑法解释结论的实质合理性和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