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内系统治理结构研究——基于府际治理理论

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矛盾激化凸显的转型期,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基于我国国情,政府一直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主导力量。本文从府际合作治理的视角出发,分别从纵向与横向两大维度,分析现行突发公共事件政府内系统应对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建立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内系统治理结构,强化政府合作治理共识,健全协作治理机制,进而促进突发公共事件政府内系统治理能力的提升。     

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历史性突破与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能动司法承载着新的时代内涵、新的科学精神和新的任务要求,在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三个方面,较以往提出的能动司法具有显著的历史性突破和创新性发展。价值维度、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分别体现新时代能动司法之科学理论依据的革新、价值属性的转向与丰富实践的创新。从价值维度看,新时代能动司法的价值属性从为“三保”政策提供司法保障转向提升公正与效率。从理论维度看,新时代能动司法在延续服务型、主动型和高效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方法论视角下的拓展。从实践维度看,新时代能动司法的实践探索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能动司法在司法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中的时代使命。新时代能动司法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实践伟力的司法模式,是新时代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必由之路。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审视: 治理的视角

本文阐述“市场即治理”的思想.治理问题属于交换范式,而不是价值范式,要研究治理问题,应重构以价值范式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根据交换范式,“市场治理”与“组织治理”不是替代关系,相反,市场治理以无数自主的、遵守一般性法则的组织为前提.科斯没有把“物”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与那个自然法相联的“行动”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加以明确区分,并且忽视了促使制度改善的“企业家”,这导致他的理论停留在“比较制度分析”层面,而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治理理论”.从治理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就包括了“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表述成“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人为地把产品（服务）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相当于赋予政府提供某项产品的排他性特权.重要的不是确定由谁提供某种服务会更好,而是使未来那个能够更好地提供服务的个人或组织会“出现”.     

建设服务型政府——基于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比较分析的视角

新公共管理直接催生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治理改革新方向，但其理论本身内在缺陷及改革指向的低层次性，使其无力担负起服务型政府理论支撑的重任。而新公共服务在相当程度上可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理念进行有效对接，其突破“管理主义”组织与技术层面改革框架的窠臼，从民主治理的政治架构维度推进政府改革的新思维，为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前行的正确方向。     

期望建构与制度保障：欠发达地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何以实现？——以C市公共文化服务购买为例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从资源依赖视角形成了资源充足地区更可能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本共识,却无法解释为何在资源匮乏型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购买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同样实现了合作。本文运用个案研究方法,以C市为样本,解码在资源不充足的条件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何以实现。研究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实现经历了缘起、破局、保障、蜕变四个阶段。基于实践分析,构建了“期望建构”与“制度保障”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期望建构是基于欠发达地区资源不足的现实考量,在公共文化服务投入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通过隐性激励的逻辑,以关系激励、资源借用、目标激励等方式,给予社会组织更多发展机会,促进合作意愿的生成;另一方面,政府寄希望于制度保障来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并提升期望实现的可能性。政府通过显性激励的逻辑,以协议制定、长期规划、制度调适等方式,推动合作的实现。研究结论为理解欠发达地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为各地政府破除资源困境的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参考。     

整合—协同视角下政府网络公共危机治理创新路径

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模式是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一案三制"的治理模式构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该模式的缺陷也逐渐显现。创新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模式,主要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一是发展整合取向;二是发展协同取向。在整合与协同视角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要增强政府的公共危机意识、更新治理理念、完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网络、整合利用媒体资源、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构建、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法治建设。     

跨界水污染的地方政府合作治理研究——基于区域公共管理视角的考量

跨界水污染的治理并不是单个地方尤其是单个地方政府所能完成的。传统的基于行政区划的“行政区行政”治理方式已经陷入了困境,进而催生了区域公共管理这种崭新的治理制度安排。这种治理方式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观念的创新、制度环境的创新及组织安排的创新。各地方政府必须要以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为价值导向,积极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进而建立起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协调、伙伴关系、双赢或共赢的治理机制。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主体问题的探析

随着国家逐步释放治理空间，民族区域自治实践过程的日趋复杂化，人们对民族区域自治及其主体的认识也必将深化。从法的维度、价值维度、权利/权力维度、公民治理维度这四个维度对民族区域自治主体进行分析，阐释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由以政治主体为主逐步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主体等多中心自治主体的演变过程，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认识。尤其是在国家主导下，充分发挥各民族公民、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等多层次主体的作用，以治理的理念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民族问题、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有效路径。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回应与消解的策略选择

网络热点公共事件在互联网上聚集、放大,引起公众、社会组织及各级政府高度关注,对网络及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及利益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互联网时代推动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之一。网络热点公共事件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变化。网络热点公共事件背后内含着网络赋权于公众和行政吸纳向制度吸纳转化的逻辑。网络事件的政府善治,需要网络双向赋权,加强政府与社会协商,一方面需要实现政府治理权威的再生产,另一方面需要培育社会组织,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商机制。     

网络化治理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以控权-服务论为视角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政府职能转变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所在。戈德史密斯教授和埃格斯教授所提出的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更深层次的公私合作及政府更高水平的网络管理能力,对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有重大的借鉴意义。结合网络化治理理论,构建网络化政府。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结合“控权-服务论”,促进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网络社团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推进路径

网络社团的兴起依赖于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植根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迁过程。尽管目前尚处于零星、分散的不稳定发展阶段,网络社团却具备成长为社会治理重要参与主体的潜力,已经呈现出拓展线下实践、强化内部联结、聚焦公益目标、增进政社合作的发展逻辑和行动倾向。进一步推动网络社团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在坚持底线思维、严防社会风险的基础上,优化制度空间,鼓励社会创新;强化公益属性,保障资源支持;推动组织整合,形成规模效应;培育核心成员,夯实支撑力量。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构建和谐陕西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带有规律性的方式方法。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构建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基层政府治理创新,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和谐奋进新陕西的奋斗目标。     

网络民主参与的伦理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网络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构建有序的网络民主参与路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文章论述了网络民主参与具有提高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积极性、提高网民政治素养和道德觉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伦理意义。讨论了当前网络民主参与存在少数网民网络民主参与的理性不足、在一些舆情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地舆论引导能力等问题，并认为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建设的滞后等是导致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培育网民公共理性，加强和完善舆论引导能力，特别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可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民主参与的诸多问题，筑造网络民主参与的有效路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治理能力评价——以新冠肺炎为例

优化提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政府综合治理水平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背景下,结合政府治理现状和面临的新挑战,以国家、地方政府和基层为主体视角构建一套政府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政府治理水平和质量进行科学量化,评估其应对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管控效能,提高治理效率,可为实现新时代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论电子政务视角下的政府管理变革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及逐步普及的背景下,如何提高政府管理的水平,实现公共治理的和谐,将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影响政府管理和谐的因素很多,政府在推进公共治理的和谐方面也有多种途径,但不管选择哪条路,都要把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推动政务信息化、发展电子政务放在重要地位,这对改善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提高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现代治道与治道变革

治道 ,就是人类社会治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模式。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无限政府、人治政府、专制政府、集权政府和封闭政府等构件 ,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包括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分权政府和开放政府等。从前者向后者的变化就是治道变革。本文探讨了传统治道和现代治道的基本内涵 ,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基本历程 ,以及治道变革作为一个无休止的变革过程的基本特征。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

作为最前沿的公共治理理论之一,整体性治理理论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研究具有一定的适切性,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勾勒出了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