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危机及其应对

网络舆论危机的特点是: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所涉事件具有突发性,舆论压力大;所涉群体的行为非理性,控制难度大。从传播机制看,引发网络舆论危机的源头是个人或组织的不当行为,传播的主要形式包括新闻跟帖、网络论坛等,网民、网络媒体、政府是网络舆论危机中最重要的传播力量。网络舆论危机是多种因素混合交融的结果:网络监管不健全,网络伦理缺位,政府的不当处置,媒体的推波助澜。应对网络舆论危机,应加强网络监管,加强网络伦理建设,规范政府行为,强化媒体管理。     

社会危机事件各阶段的网络应对之策

现代社会发展中蕴含的风险与网络传播效应叠加,对当前政府的危机事件防控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从社会危机事件发生的四个阶段入手,政府对社会危机事件的防控可采取以下对策:在潜伏期,要充分发挥网络的危机预警功能,降低危机发生机率及其潜在的负面影响;在突发期,要充分利用网络的信息传播优势,保障公众对社会危机事件的知情权;在持续期,要充分尊重网络舆论传播规律,引导网络舆论的良性发展;在衰减期,要全面公开并科学评估社会危机事件,健全应对社会危机事件的长效机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规制探析

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危机,给政党执政和政府维稳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各种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通常以网络诱发型、现实触发型和网内外联动型三种形式出现,其目的均不同程度地聚焦于捍卫公民权利、追寻事件真相、拷问政府良心和责任及表达爱国热情。这些以现实性的公共事件生成网络舆论,以舆论制造为手段进行传播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极强的社会建构性。因此,从政治引导、法律强制、技术监管和道德约束四个维度,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一整套综合治理框架,将是政府公共管理部门规制＂网络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新议题。     

政府管理网络舆论危机中的沟通障碍及其消解

中国已经步入了崭新的网络时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大量不和谐因素使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面对网络舆论危机,各级政府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与网民展开理性的对话,进行有效沟通,对网络舆论危机的消解将大有裨益。遵循沟通的特点及其规律,政府应当在树立以网民为本的沟通理念、增强网络危机的沟通技能、提高网民的沟通能力、培植网络危机沟通的中介力量以及推进网络危机沟通的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构建起有效的网络危机沟通机制,在新的高度上重构政府与公众间合作与信任的关系,促进网络舆论危机的顺利解决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中信息管理的困境与对策

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新媒体同传统媒体相比,具有传播快速便捷、信息公开透明度高等特点,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危机信息管理困境包括危机事件发生前的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导致政府公信力不高;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舆论引导不当导致危机事件的处置不力;危机事件后政府信息缺失错位导致危机事件的警示作用发挥不完全等。主要对策有: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危机事件处置的舆论引导预案,注重危机事件恢复期信息管理加强其警示作用等。     

网络舆论危机的生成机制探析

网络舆论,是公众通过网络发表的具有影响力的、带有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网络舆论危机,是由于不利的或负山面的网络舆论占领了舆论的主阵地,导致政府、相关组织或当事人处于危急关头,甚至对虚拟或现实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行为准则、社会秩序等方而产生改善性或破坏性影响的现象,网民作为舆论主体之一,常借助网络通过"人肉搜索"、"网络暴力"等形式给作为舆论客体的政府组织或个人,造成巨大的现实压力.当这种压力处于可控范围内时,可以推进事件的良性发展,一旦压力失控或超过了客体承受能力时,就会造成网络舆论危机,甚至是公共危机,从而对社会管理、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制度权威和规范约束等方面带来极大的挑战,甚至对一些传统社会观念产生颠覆性变化.     

网络谣言治理与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湖北石首“6.17”事件为例

谣言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北石首“6.17”事件中网络谣言肆虐凸显了当地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意识淡薄、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论引导方法、手段落后等.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络谣言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疏堵结合”,转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方式和坚持舆论引导主体多元化,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     

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机理及调控分析

探讨网络舆论危机的形成机理和应对机制,对政府在网络上进行危机公关,改善政府公共形象,提升政府执政能力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网络舆论危机调控政策是:构建日常预警体系列;搭建信息咨询平台;成立引导队伍;加强网络道德伦理建设。     

论社会化媒体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影响

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公共危机事件的了解和认识,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为例,论述社会化媒体、网络舆情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影响。公共危机是指威胁到人民生命、财产的社会性事件,具有不确定性、破坏性、广泛性等特点。通过对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公共危机存在的现状问题及宏观原因进行分析,从落实网络舆情治理、加强公民心理干预机制、改变政府自身策略等方面探索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政策措施,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的稳定和谐。     

网络舆论危机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进入网络信息时代,我国地方政府面临着一种新的信任危机——网络舆论危机。如何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加强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已经成为政府部门亟待解决的新课题。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研究社会资本与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找出一条利用社会资本化解网络舆论危机,是提升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有效路径。     

高校公共危机网络舆情的应对与引导探讨

高校公共危机事件是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和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目前,由于高校舆论话语权的有限性、事实承担责任的无限性和舆情中身份被网民定义为"强者"的主观性,再加上网络超时空、超地域的无限、即时传播便捷,往往使高校在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陷入舆论被动之中。网络舆情应对和引导不当,便会集聚形成具有更大破坏性的负面网络舆情,继而很可能会使网民(主要是本校大学生)从网上走向网下,形成群体性事件。对此,应高度重视并结合实际采取多种举措,积极妥善地加以处置和引导。     

危机事件对政府形象的影响及其重塑

当前全球危机事件发生的烈度和频度在不断上升,它作为对公众利益的侵害性事件和对政府能力的否定性事件,使政府的形象遭受破坏并面临危机。为了维护和巩固形象,政府必须在真诚公开真相、快速决策应对和全员维护的原则下,抓住危机具有的建设力,从危机公关意识、非常规决策、常规决策、应对网络的建立和评估机制、责任机制的完善等方面重新塑造政府形象。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责任

群体性事件不仅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在网络上同样发生。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断发展的新情况,政府如何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及时监测、有效引导,并从这一新的渠道中听取民音、体察民情、关注民生、汲纳民智是政府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网络舆情危机引导策略研究

网络舆情危机,是网络负面舆情的极化状态,不同于网络舆论危机,具有发生几率高、爆发周期短、影响范围广、后果危害深、控制难度大等特征,而根据网络舆情危机的来源是否在政府体系内、引发的原因、存在的领域以及发生的顺序不同,网络舆情危机又具有不同的类型表现。为实现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有效引导,必须坚持一般引导和分类引导相结合,并采取多渠道、多措施的引导策略。     

公共舆论危机中的地方政府微博回应与网络沟通——基于深圳“5.26飙车事件”的个案分析

在进入新媒体时代的今天,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信息发布、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舆论引导的功能.本文试图通过“过程-事件”的研究方法,以深圳“5.26飙车事件”中的政府微博为分析对象,剖析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体系下地方政府微博在面临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机制和表现形式,并对中国地方政府微博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反思.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在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最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态度；地方政府微博公共危机应对的核心在于满足公众的期待,及时有效地发布相关信息；地方政府微博沟通的关键在于向公众呈现谦卑诚恳的姿态.为了有效地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各种危机,地方政府应该强化和规范微博管理,建立有效的舆情收集机制、政府内部联动机制和线上线下协调机制.     

跨区域公共危机应对中的国际合作问题研究——以埃博拉危机应对为例

在全球化时代,一些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远超危机所在国(区域)的应对能力范畴,迫切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近些年,跨区域公共危机事件应对中的国际合作状况表明,国际社会还远未建立起危机应对合作的有效体制和机制。基于对埃博拉危机应对中的国际合作状况的分析,疫情国政府危机应对能力有限,世卫组织指导协调国际合作能力有限,国际援助力量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危机应对初期没有做好舆论宣传工作等问题的存在,降低了危机应对效率,扩大了危机造成的损失。因此,应构建以危机所在国(区域)政府为主导、以国际(区域间)组织为领导、以各类国际援助组织为协助的危机应对合作伙伴关系网络,提升各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建立国际合作的有效制度规范,保障跨区域公共危机应对中国际合作的有效实施。其具体建议是:各国(区域)政府应重视危机防范,提升危机应对核心能力;提升国际(区域间)组织在危机应对中的沟通协调能力;将社会力量纳入危机应对的完整体系。     

多元舆论生态下的政府危机应对策略--以深圳＂5·26＂事件为例

2012年5月26日，深圳发生一起因为醉酒超速行驶而导致的车祸，造成3死6伤。事发后，以肇事人涉嫌“顶包”为代表的各种猜疑和敏感话题迅速发酵，演化成为社会舆论质疑事件细节及政府处置工作的重大危机。深圳有关部门通过密集有序的新闻发布，公布事实，展示证据，回应质疑，最终化解舆情危机，赢得公众信任。在“自媒体”（WeMedia）广泛运用、舆论生态多元化的今天，加强改进政府危机应对水平，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维护党和政府公信力、凝聚社会共识显得尤为必要。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舆论的“群体极化”现象及其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网络传播中舆论的“群体极化”现象比较突出，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已逐渐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需要疏通信息传播渠道以适时发布有效信息，在掌握网络舆情动向的基础上疏导群体舆论，将提高网民媒介素养和加强网络监管结合起来，合理规避网络舆论群体极化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