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挑战与途径:基于地方治理的视角

从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在理念、主体、模式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在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仍存在一些挑战,包括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存在较强的经济建设路径依赖、地方公共服务提供不足的现实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手段较为单一等。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重塑中央—地方关系,建立服务型政府建设动力机制;建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机制,解决跨区域公共物品提供问题;合理培育市场和社会,运用市场和社会力量补充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     

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与政府的责任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要求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在政策领域合作不断加强。其现实困境是:以政府的体制吸纳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治理主体系统,会造成社会的自组织能力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强势行为,很可能造成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判断力和承受能力的下降;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绝对主导和领导,也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对非营利组织造成挤压。实现国家治理层面的政府与社会治理层面的非营利组织有效合作,必须明确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责任。其责任就是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即构建社会信任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公共对话机制、改革非营利组织的登记制度,真正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政府责任实现的公共政策是:构建非营利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四维"合法性政策,完善非营利组织运行与发展的资源获取政策。     

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源探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之一,是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社区治理和社区居民参与的重要载体。尽管随着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视,社区社会组织不断发展,但是社区社会组织依然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社会组织较少参与社区治理的根源为原子化的社会结构、社区内成员的信仰危机以及压力型的政治体制。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新阶段、方向与重点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从单向度的行政化阶段过渡到双向度的行政化与社会化结合阶段,形成政府与社会合作推动的社区建设新局面。客观上看,社区建设仍然面临组织体系"碎片化"和主体能力不足的现实挑战。为此,围绕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新阶段的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应实现治理体制从管理到治理、组织机构从分割到整合、社工队伍专业化与职业化平衡发展、居民行为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向。并以有效整合基层行政体系和大力培育社区社会性要素为建设重点,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十三五"期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社会资本培育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其要义是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协同有效治理。作为整合国家治理体系的信任规范,研究发现,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有助于减少治理主体间交易成本,有助于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终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因此,大力发展社会组织、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和加快构建信用体系,引导扶持社会资本多元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固本之策。     

多元分化与关系重构: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模式研究

针对当前后单位制背景下普遍存在的社区多元分化的现实,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纷纷引入新的元素,进行着一系列的关系重构。正是在这种社区治理的关系重构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才得以成为可能,并形成了三种典型社区中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即单位制社区中"协作式参与治理实践"、街居制社区中"参与式合作治理实践"、物业小区制社区中"介入式参与行动治理实践"。因此,针对不同社区的地缘特征、区位环境、发展状况和居民需求,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专业性社会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治理,将成为实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社区建设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社会组织化视角下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研究

全面推进县级政府依法行政需要在改善政府内驱力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增强民间动力的有效途径是提高县域社会的组织化程度。社会组织化有利于培育和激发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因子;有利于凝聚和整合分散的个体力量,增强依法行政民间动力的作用效果;有利于扩大民间动力的作用面,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的健康均衡发展;有利于形成政府与社会分享公共权力的治理结构,强化民间力量对政府的制衡。目前县级政府依法行政民间动力主要存在动力形态原子化、动力主体行政化、动力资源闲置化和动力输出无序化等问题。从社会组织化的视角分析,增强和改善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民间动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大力培育和促进县域社会组织发展;二是加快推进政社分开,增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三是激发县域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组织化民间动力的有效生成与充分释放;四是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升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和治理能力。     

社会建设与地方政府治理改革

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改革,不仅是政府自身结构与功能的优化调整,还是国家逐步还权于社会一个自主意义的社会成长的过程,更是转型时期现代社会建设对合法政府与有效政府强烈需求的必然反映。社会建设既为中国政府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外在刺激性力量,也对政府角色定位、权能发挥提出了最为现实和迫切的要求,能否有效推进社会建设直接关系着地方政府治理改革的进程与成败。现代民主的基本理念和规则赋予了国家和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开展社会建设、服务社会必须满足社会的民主的本质要求。在本质上,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过程是社会民主形态构建和发展的过程,推进社会民主,构建社会的民主生活,成为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基本使命,而充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独立和自主,确保政府服务社会职能的发挥与社会自主性的发挥有机结合,这既是中国现代民主建设的基本要求,也是地方政府建设社会的行动逻辑。     

多元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作用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为此,必须对多元主体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进一步加快政府改革步伐,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与制度,培育公民精神,塑造公民文化,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有益经验,以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模式、特色与趋势: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公共管理的跨界区域治理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五年之际,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可以看出,京津冀在协同治理取得进展的同时,还面临治理目标粗犷、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客体失衡、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利益、资源等显性因素的影响,又有社会资本、文化等隐性因素的影响,还受体制、制度等共享因素的制约。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平衡地方利益,培育合作文化与社会资本,建立跨域协同治理机构及差异化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资源协调的跨域协同治理网络。     

政府推动与自组织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政府推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外在动力,自组织培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又隐含着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升基层政府能力的需要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现实之间、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以及农村自组织化的要求与自组织行政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改革乡村治理结构、增强基层政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农村自治组织,以及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是走出上述困境的理性选择。     

网络舆情视角下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考量

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为公民的民主参与和政治诉求提供了新的平台,也对地方政府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充分认识网络舆情的重要性,全面把握网络舆情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应对网络舆情的民意监督,建立网络舆情的快速反应机制,构建疏通民意表达的多元化渠道,建设责任政府,是地方政府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考量地方政府政治公信力的现实选择。     

从整合到合作——基层乡村治理的一种共赢

随着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自治性的培育逐步加快,民主参与和法制建设步入建设轨道,基层治理的模式也开始转变。但是基层运行中积累的种种矛盾正日趋公开化、尖锐化,甚至向对抗性方向演化。基层治理的和谐应从以前国家单权利运行转而与民间充分合作。合作有助于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两方共赢。     

农村社会管理中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

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功能模糊、关系失调和行为失范等所带来的种种困扰,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从共同治理理念和现实国情出发,我国应建立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面对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离散和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有整合者的担当,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协同治理体系建构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达到最佳的善治状态。但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中。要在日益复杂的利益分化时代走出政府独大的单一治理困局,政府首先应该告别传统管控的路径依赖,回归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基本角色。在构建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应遵循现代政府组织和运行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宪政,从严依法治党,厉行法治,完善民主制度,形塑和建构现代政府;培育市场机制,监管市场公平和秩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培育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     

基于社会资本的地方治理何以可能

地方治理不仅仅要受外在显性因素的影响,还同其社会基础密不可分。因而,作为一种方兴未艾和具有现实生命力的理论和方法,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成为地方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对社会资本之于地方治理的研究,不能三步并成两步走。忽略对社会资本对于地方治理重要价值的分析,而直接开出所谓的社会资本培育"药方",未必管用有效。社会资本对于地方治理的重要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它为地方治理培育理性的参与主体、提供基本的运行机制、构建必备的参与网络。不过,在明晰社会资本之于地方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不能被所谓中国式的"社会资本"所误导。对于当前中国的地方治理而言,需要的不是"关系资本",而是需要崇尚信任、尊崇规范和注重公共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     

“三社联动”的内涵拓展、运行逻辑与推进策略

个体化变迁深刻改变着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使得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面临新的形势。"三社联动"作为近年来我国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三社联动"的协调机制主要体现在街道-社区两级主体之间,协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之间,合作机制主要体现在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各主体间的联动过程。推进"三社联动",要求通过政府体制创新,加快社区的本质重构;专业社会组织导入与本土组织培育并举,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双向整合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提升社会工作者工作能力和水平。     

协作治理是适合中国现实需求的治理模式

协作治理是不同于以科层体系为基础的传统政府管理的治理理念。协作是较合作更高形态的组织间关系,它强调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的参与、且成为真正意义的决策者,协作主体要共同行动且地位平等,但不排斥实际的领导者存在。在西方语境中,协作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国内公共事务管理模式,而合作治理则是国际社会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的语境下,合作治理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而协作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按照一定的规则发挥各自的特定作用。协作的理念切合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走向多元治理、政府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现实,比合作治理更有适用性,是中国遵循治理导向从而实现良好治理的现实选择。在中国的地方治理中,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是一个协作治理比较成功的案例。它形成了从问题触发、动员力量到协商对话、建立信任、过程承诺,再到取得中间成果并形成长期愿景基础上的依赖和共赢关系的过程,建立起了共识形成、行动整合、沟通交流和利益协调等协作机制,从而较好解决了松散型的集体行动问题。     

治理视角下的行政主体理论审视

当代社会治理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对传统行政主体理论造成了深刻的冲击,政府已不再是唯一的在社会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社会治理中的行政主体理论需要重构和完善。需要认可和规范承担社会行政职能的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对社会进行协同治理,以引导、规范公民行为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