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善途径——基于我国23个省市区的调查统计数据

加强县级政府依法行政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全面推进县级政府依法行政需要有强大的动力支持。实证调查表明,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动力主要由內部驱力、行政拉力、司法推力和社会压力四个部分构成。目前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系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内部驱力相对匮乏,行政拉力运行机制不完善,司法椎力的能量释放受限,社会压力负面效应明显等。这些问题导致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总体动力不足,影响了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进程和绩效。完善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动力系统,增强县级政府依法行政总体动力的有效途径在于:培育公务员的法治信仰,健全依法行政的考核机制,完善行政诉讼制度,消减社会压力的负能量。     

县级政府依法行政动力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善途径

<正>加强县级政府依法行政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全面推进县级政府依法行政需要有强大的动力支持。实证调查表明,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动力主要由内部驱力、行政拉力、司法推力和社会压力四个部分构成。目前县级政府     

我国西部地区民间助残服务组织发展之价值分析

民间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对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有着特殊的促进作用。在我国西部地区残疾人事业发展滞后、民间助残服务组织力量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大力培育和发展民间助残组织,有利于满足西部地区残疾人特殊需求,改善残疾人社会资源,维护西部地区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同时能够改善西部地区社会治理结构。     

推进社会组织工作精细化

培育扶持社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增强社会活力、形成共治合力,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社会组织工作方面,要向前迈进"三大步",推进社会组织工作精细化。     

政府推动与自组织培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政府推动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外在动力,自组织培育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而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又隐含着张力。这种张力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升基层政府能力的需要与基层政府能力不足的现实之间、政府推动与农村自组织化之间以及农村自组织化的要求与自组织行政化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改革乡村治理结构、增强基层政府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农村自治组织,以及积极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是走出上述困境的理性选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动力与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属政经法一体化改革范畴,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举措,关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监管制度改革和创新成为其中枢要和关键:促进民生改善和经济繁荣的政府简政放权是其核心动力,统一法治的市场经济活力和多元化的企业创新力是其重要动力,公众和社会智力的民主参与是其关键动力。简化政府社会管理机制、增强政府合作开放治理能力以及激发社会的人才与知识供给服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监管制度创新的重要路径。     

协同治理体系建构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治理,达到最佳的善治状态。但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一直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中。要在日益复杂的利益分化时代走出政府独大的单一治理困局,政府首先应该告别传统管控的路径依赖,回归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基本角色。在构建协同治理体系中,政府应遵循现代政府组织和运行的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宪政,从严依法治党,厉行法治,完善民主制度,形塑和建构现代政府;培育市场机制,监管市场公平和秩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培育公民社会,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探析——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践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介于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和完全市场化之间,可以实现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激发政府能力、社会动力、市场活力,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满足公众多层次文化需求。根据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和江苏省南通市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严格绩效评估是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     

县级政府能力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以云南省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例

县级政府能力与云南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县级政府能力的强弱及其治理的有效与否决定着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反过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影响和制约着县级政府能力的有效提升。然而,只有须形成两者相互匹配的作用机制,方可实现云南省县级政府能力的提升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持续的良性互动。     

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研究

现代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社会的重要桥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前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进程中,面对新常态、新变化、新需求等的环境,如何处理好政府机关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激发社会组织内生动力,释放社会组织正向能量,构建现代社会组织机制,提升社会组织自治能力,推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既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重要问题,又是值得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县级政府能力的构成和评估

县级政府是具体治理一个县的广义政府,它能力的状况与县域社会密切相关;县级政府能力由规划发展、制度创新、资源配置、市场规制、提供公共物品、组织协调、社会控制等方面的能力构成;为了准确说明县级政府能力,必须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评估。     

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以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社会组织发展为例

社会组织在城市基层治理中有着独特的作用。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激发居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纳入社会建设总体格局。通过研究分析社会组织的发展,我们发现社会组织发展优势与不足并存: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质量有待提升;社会组织作用日益显现,但组织结构不平衡;组织人员数量多,但专业型人才缺乏。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需要加强社会组织中的党的建设;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增强社会组织活力;强化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打造"质量型"社会组织;加强社会基层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的组织化参与

农村民间组织是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的有效形式与途径,也是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应对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理性选择。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村民间组织的组织构建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扩展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参与的关键要素。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培养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意识,实现农村的内源性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一个乡村振兴试点村为例,探讨了以退休干部牵头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助推乡村内源性发展的策略和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融入-培育-助推”的行动逻辑来助推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通过融入国家政策体系、地方行政体系和乡村社会体系,引入外源式资源培育农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助推村社实现产业和治理的组织化,推动农村内源性发展。这种发展路径与社会力量不同阶段的助推策略相呼应,且各阶段相互交错,是一个双向非线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力量促进了外来资源引入与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实现了村庄的内源性发展。     

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的理性逻辑、风险题域与应对策略——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

基于共生理论来展开"逻辑—风险—策略"的分析框架,可以深入理解中国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逻辑发生学。从发生秩序论、实践动力和目标指向来看,枢纽型社会组织呈现"组织化—再组织化"的交互逻辑、政府与社会的互塑逻辑、政府与组织资源的互依逻辑。从共生界面分析,枢纽型社会组织发展面临权力过载、目标偏移、内源性腐败、结构性失衡和社会认同偏离等或然风险。因此,我国需要构建"政府—枢纽型社会组织—会员社会组织"的对称性、均衡性互惠合作共生关系,以价值理性来引导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制度创新;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走向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之路;加强腐败治理与防范,完善科学有效的监管体制机制;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与会员社会组织间民主平等的合作治理机制;注重"扶优扶强"与"扶新扶弱"政策之间的平衡。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治理理念的选择与转变——以四川省郫县为例

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与模式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笔者通过考察郫县智慧城市建设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探讨适合现代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提出相关建议:从整体出发,推进行政体制和机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适应城市智慧化要求;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改善企业投资环境;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行政监督和问责;深化审批制度的改革,激发社会活力;以人为本,改善智慧城市治理理念;公众参与,拓宽智慧城市的多元途径;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智慧城市的综合水平;建设电子政务,推动政府治理走向智慧化时代等对策建议,从而推进国家以及政府在城市治理领域的现代化。     

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

空间是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方式,国家空间治理的中国逻辑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权力结构在空间生产上的作用及反映。党的领导体制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以融入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和基层社会的方式介入空间生产。中央权威与地方自主的平衡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行政体制框架,中央政府引导地方空间治理行为,实施国家空间发展战略;地方各级政府从空间商品化中增加财政收入,提升空间治理效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动力机制,政府既引导市场主体参与空间生产,又防止空间过度资本化;市场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驱动地方各级政府与其共同促进空间商品化。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协同是实现国家空间治理的推进路径,政府整合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空间需求;社会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民众空间诉求,形成共治共享的空间治理格局。     

借助文化软实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

文化特有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它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社会治理体系建构离不开文化共识的塑造;社会治理机制运行需要文化的整合、维系;社会治理效能提高有赖于文化的促进。有效激活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需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共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升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培育、发展文化类社会组织,发挥其治理主体的作用;创新文化艺术活动载体,丰富社会公共服务的内涵与形式。     

县域“城中村”的包容性治理

县域"城中村"隐含社会转型的各类矛盾,其治理难题主要有:社会发展滞后于城镇化进程,村级管理滞后于民主化进程,制度设计与"城中村"管理不相适应,主体缺位制约"城中村"治理,村情复杂影响"城中村"治理。县级政府应当以包容性治理为价值目标,培育多元治理变量,实现"城中村"多元主体共治;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实现"城中村"公共服务均等;平衡各方利益分配,实现"城中村"发展成果共享;加强基层文化建设,实现"城中村"文化共兴。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公共产品的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过程.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能力的本质、问题与成因,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等重要方面.我们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者,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程度与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农民的自组织化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促进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厘清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既能够承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又能够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处理好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为此,应当划分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政府的能力;培育农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农村自组织的关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