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责任与问责制产生的基础

行政责任和问责制度是近些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对责任制度产生的基础探讨不够，这就使得在实践中对问责制度的规定不能进一步完善，也出现了混淆法律责任、道义责任与角色责任的情况，妨碍了问责制度的发展、本文从理论和现实是础探寻行政责任与问责制存在的内在价值，从而进一步探讨构建科学合理的行政责任制度和问责制度。     

行政决策问责:异域模式与经验启示

最近几十年来,国外行政决策问责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从重权力制约转向更为注重权利监督,从封闭性问责转向开放性问责,从重制度转向更加重视结果和绩效.防止我国行政决策失误,需要在汲取异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等级问责与同体问责,加强制度问责、法律问责与异体问责;培养公众问责意识,创新社会问责模式;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问责模式,建立起多主体的、开放透明的现代行政决策问责体系.     

行政问责与非正式制度的对接——兼谈剧组破坏环境事件

<无极>剧组破坏环境事件,彰显出行政问责制度的不足.行政问责制的实施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不仅包括一系列正式制度的更新,而且包括非正式制度的扬弃与重建.实施行政问责在注重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的同时,必须关注非正式制度的培育与改进.因此应建设行政问责文化以寻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路径.     

对完善网络问责的几点思考

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问责制度的其健全与否,事关我国责任行政理念的形成,也是衡量国家法治成熟与否的标志之一.现今,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需求及公共领域理论、话语民主理论的理论奠基下,网络问责制度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的问责途径,其为壮大异体问责力量,推动行政问责制度化进程以及行政问责文化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网络问责还缺乏制度化与规范化,影响了网络问责的质量、降低了网络问责的公信力.解读诸多问题,实现网络问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网络媒体、网民三个方的共同努力.     

领导干部责任承诺及问责追究制度化问题初探——基于台州市路桥区的实践

党政领导干部行政问责是一项新的制度。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台州市路桥区积极寻找党建创新破题和社会热点破解的结合点，实施重点工作责任承诺及问责追究制度，将公开承诺与问责追究有机结合起来，在明晰干部工作职责的同时，既激发了干部工作动力，推进了重点工作的有效落实，也加强了干部日常管理，为组织用人提供了客观依据。     

关于问责制有关问题的思考

问责制的实质是一种监督与责任追究相结合、与国家公务员制度等位互补的制度;问责制所问之责主要是政治责任,包括个人和集体责任、直接和间接责任;问责的对象重点是各级领导人员;问责的主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政机关及其首长等。要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还需要明确问责制规定应坚持的原则和方式,问责与组织处理、党政纪处分、刑事责任的关系,问责的范围和程序等。     

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要素的界分和衔接适用

党的自我革命要求用好问责利器。党内问责属于党内法规体系,监察问责属于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不同规范体系决定了两种问责制度在问责主体、问责对象和问责情形等基本构成要素方面的差异,纪律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体制内在要求两种问责制度适用方面的一致和衔接。厘清党内问责与监察问责基本构成要素的界分及其衔接适用,是精准问责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充分发挥两种问责利器作用的关键所在。     

依法完善和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的颁行,对问责主体、对象、范围、方式、情节及救济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为＂依法有序＂问责奠定了制度基础。但问责制度建设仍需完善和落实,以进一步提升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法治化水平。     

完善问责制度是提升政府素质的必然选择

<正>问责制度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公共责任承担者行使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度具备明确的惩戒和监督功能,不断完善问责制度将有利于推动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高效率政府和诚信政府的建设,从而全面提高政府素质,推动法治型政府建设。一、完善问责制度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现代社会对政府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最核心的素质就是政府服务社会的素质,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党内问责制探究

制定党内问责条例是党内问责制走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制度遵循.强化党内问责必须进一步从培育问责文化、落实问责方式、健全问责程序、打通救济渠道、完善复出制度等方面进行,切实做到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中国“官员问责”制度化进程及其完善

官员问责制是对没有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的官员进行追究的一项制度。自2003年我国发生“非典”以来，官员问责制一直为社会各界所关注，中央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条例，使官员问责逐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官员问责走上了法制化道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官员问责”需进一步明确问责事由，增加问责对象，细化程序规定，加强群众和舆论监督，使官员问责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

行政问责制度是行政领导未履行职责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由特定责任主体追究责任的一种制度。构建行政问责制度，是政治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应完善行政问责实体规范，明确问责主体、职责关系和问责标准，并规范行政问责程序     

我国公民问责的现实困境和对策研究--基于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价值考量

近年来，行政问责制度在政府部门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公民问责制度作为行政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被提上了议程。为此，文章在探讨公民问责制理论基础之上，分析了我国公民问责发展的现实困境，提出构建与完善公民问责制必须从其理论基础中进一步思考，并从中得到启示，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实际的公民问责制的发展道路。     

群体性事件行政问责的现状及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重要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被广泛采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仍处于非制度化问责阶段。要使行政问责能够在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起到应有的警示作用,就必须实现行政问责的制度化,从"风暴问责"向"制度问责"的转变。     

“问责”应成为权力监督的重要抓手

问责是对领导干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质询,对其过错、过失实施追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不仅需要问效,而且需要问责。问责实践为制度建设提供了基础,舆论共识也为问责制的出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问责制虽外化为具体的责任形态,但其实质是限制和规范权力行为,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问责制的构建旨在高扬民主法治旗帜,落实执政为民的理念。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亟需对官员问责作出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高官问责的制度要素分析:系统解构与发展困境

对制度要素进行解构分析,是解释制度发展困境、探求制度发展规律与轨迹的有效学理路径,高官问责制度自产生以来,其制度要素体系经历了反复探讨与大量争论,并不断得以推进和完善:一方面,有关高官问责制度的主体已经取得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共识,并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运行机制与通用程序;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诸多理论分歧和现实矛盾,并由此导致其特有的发展困境。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问责制改革

领导干部问责机制是加强和改进反腐倡廉建设和推进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受人民群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前我国的领导干部问责机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同时，在具体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问责机制需要从制度化、法制化两方面加以完善，着重在制度设计、制度执行、意识培育和法制化四个层面上加以改善，使领导干部问责机制的内容和形式更加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