脂批年代辨析

脂批的年代问题,似乎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脂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既然早已成为普遍的观念,那么,迳直按脂本自身标定的以及有关批语所署的干支来确定其年代,大约是最为便捷的方法了。可是,落实到具体的脂本和脂批,事情却不如所想的那么简单。除了胡适认定甲戌本是曹雪芹自己批过的本子,个别红学家认定已卯本是怡亲王弘晓亲自抄写,“有很大的     

谁知明月照沟渠——读《何廉回忆录》

知道何廉，最早是读胡适日记和《独立评论》“编辑后记”了解的。胡适第一次和何廉会面是在1931年2月12日，《独立评论》创刊后，何廉也是其撰稿人之一，何廉自己曾说：“我们两人（指和翁文灏）在该刊创刊初期，常为之写稿，募集资金以维持刊物的经营，该刊召开的双周会议常在胡适寓邸或清华俱乐部举行。”胡适在自己主编的那期常推出“微博式”编辑后记，对何廉的文章也曾有过精致的短评。第九十二期（1934年3月18日出版）何廉有文，胡适在后记的头条即重磅推出此文：“白银问题是今日的绝大问题，我们早就想请专家学者替《独立评论》撰文讨论。现在何廉先生寄来了一篇七千字的长文来，我们非常感谢。”     

列藏本《石头记》概论

一、引言《石头记》早期抄本,是《红楼梦》一书思想、艺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和版本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广大红学研究者对每一部早期脂评抄本的发现,都是予以极大关注的。一九六二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抄本室的藏品中,发现了一部首雪芹著《石头记》抄本。一九六四年,苏联著名汉学家缅希科夫(.兀.U.MeHb【IIHKoB)     

评一种“新伦理观”

评一种“新伦理观”金阳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名曰《新伦理学》的小册子，把古今中外的伦理观一概归入“利他主义”、“合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三大流派：宣称“真理既非利己主义，又非利他主义，但既是利己主义，又是利他主义，真理是二者的辩证统一”；断言１９８６年...     

《孙安动本》的台前幕后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与《海瑞罢官》同样历史背景下产生，具有同样主题和作用的山东的《孙安动本》在“文革”中遭受了与《海瑞罢官》几乎相同的命运。《孙安动本》起初是柳子戏．后来拍成电影．在“文革”之前曾长期在国内演出和放映，影响极大。《孙安动本》与《海瑞罢官》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也是歌颂“清官”戏．并与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谓山东版《海瑞罢官》。     

中国新诗史上的六个第一

(一)第一个提倡用白话写诗的人是胡适。据胡适《尝试集》自序说,他最早“尝试”写白话新诗的时间是一九一六年七月。(二)中国报刊第一批发表的白话新诗,是一九一七年二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胡适的《白话诗八首》,即《朋友》(收入《尝试集》时改为《蝴蝶》)、《赠朱经农》、《月》(三首)、《他》、《江上》、《孔丘》。(三)据朱自清《一九一九年诗坛略     

所谓“震惊人类的发现”,纯属欺人之谈!——张国光教授严正批评为违背常识的“太极红楼梦”滥作广告的周汝昌氏学风之不正

3月13日出版的《书刊导报》,以一版头条地位加“编者按”发表了段献民的《为世人前所未闻,为学者前所未想:震惊人类的发现——《红楼梦》应有两部;王国华替曹雪芹完成“太极红楼梦”》一文,迅即为《文摘周报》、《文摘月刊》、香港《文汇报》等报刊所摘载,可以说产生了“轰动效应”,但湖北大学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所所长、武汉《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国光教授于3月17日、24日在为该校中文系元明清研究生举办的“红学讲座”上则列举了十四证,力辩所谓“太极红楼梦”乃违背常识之作,并严正批评“红学权威”周汝昌氏导演这一闹剧及其作伪、传伪的不良学风,兹将张国光的批评意见摘要如下:     

“抽象学理”与“具体建议”

唐德刚先生在《论“转型期”与“启蒙后”》一文中，谈到“吾爱吾师但更爱真理”时举了一个例子：他与老师胡适谈论胡适参政建言的经历时，直言不讳地说：“胡老师呀，您提倡的抽象学理，无一不对；您所作的具体建议，则无一不错。”     

"谁信周郎是白头"——访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句很有独创性的话:“情感智慧有着隔世的共鸣。”因为这个“共鸣”他便在心灵上与曹雪芹“汇合”了,成为一代红学名家。我和周先生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类似“共鸣”一类的东西,但绝不敢言“共鸣”,只能说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缘分”。我是个地道的红学盲,而且从未有过扫盲举措,但偏偏有了一个接近周先生、听他畅谈的机会,而且,有了一种心灵的“交往”,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第一次采访周先生,是请他谈他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叫《谈笑》的文章,不料周先生一开始就“走了题”说:无意间涉足红学,便被贴上了一个“红学家”的标签,我便成了红学家。这话似乎专为我说的,我特别高兴,立即从不懂红学的思想围囿中解放了出来,轻松地进入了自己的“角色”。尽管我后来逐渐明白当时相信了那个“标签”的说法是“上了当”,但还是挺乐意有这种当可上。因为我从那时起已自然地走进了周老的思维活动中,感受着他的思想,特别深刻地记下了他那几句我感受、思索了许多年而没有结果、自己始终不敢肯定的话:语言就是     

关于慈禧与袁世凯的联想二则

2003年2月号《书屋》，有一篇署名萧武的大作《反抗革命：晚清宪政改革再认识》(以下简称“萧”)。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佳作。阅读中常常激发我的联想，这联想凝聚为一个题：《慈禧太后抓“改革”》。因此，本并非萧严格意义上的评，更多的是由萧引发的联想。     

《台湾民报》对五四新文学作品的介绍及其影响和作用

1923年至1933年间，《台湾民报》转载了胡适、鲁迅、郭沫若等数十位祖国大陆新文学作家的上百篇作品，对台湾新文学创作产生了示范和推动的作用。海峡两岸新文学创作在“救亡”、“启蒙”、“革命”等三大主题上的契合，在深层次上证明了这种影响关系。     

记忆中的胡适

年到75岁，1999年春能率大陆作家代表团到台湾去作文化交流，这曾使我有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到台湾后，50年前去台湾的一些熟识的前辈、同学、亲戚，大多数已不在人世，有幸见到的也已白发苍苍，自然免不了有一些感慨。老同学宗之珍女士，是已故的北大名教授宗白华先生的妹妹，赠我一件“礼物”，是1948年3月间我写的刊登在台湾《新生报》上的《访问胡适博士》一文。这篇旧作我早已轶失，看了自然又引起了我那段珍贵的记忆。胡适博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学者不会不研究他的。我觉得哪怕文中只写了他的…     

内战时期台湾《公论报》的“左倾”思想言论析论——以对和战的评论为中心

1949年初,《公论报》对胡适赴台演讲期间发表的“和比战难”说及“自由传统”观的激烈批判,直接原因是出于该报对和谈成功的向往,更根本的则是源于该报在政治思想与立场上和胡适派的分歧.和谈破裂后,《公论报》的言论甚至已是放弃国民党,而期待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当国民党将重心转往台湾后,《公论报》迫于压力,转而以“冷战”思维看待内战,“反共”成为该报的基调.在政治思想上,该报虽然认同“自由主义”,但是对“社会主义”同样向往,希望未来的新中国能够在苏美之间走出一条兼及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的“第三条路”,且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是人类最理想的制度.这与当时所谓的以“社会主义”弥补“自由主义”之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有所不同.这一政治主张,是该报一直坚持的,即使政治形势剧变,仍不为所动.     

重评三十年代“《庄子》与《文选》之争”

重评三十年代“《庄子》与《文选》之争”谭桂林一论争的由来及其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围绕一两部古典文学名著进行学术性的论争是比较常见的事，如２０年代初胡适、俞平伯、顾颌刚等关于《红楼梦｝）作者身世的考据与讨论，４０年代郭沫若、闻一多等亲自参与的关于屈...     

高阳·曹雪芹·《红楼梦》

目前,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已经形成国际规模的“红学”格局。台湾著名历史小说作家高阳于对曹雪芹、《红楼梦》也倾注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香港诗人秦岭雪曾经颇有心得地说,当代中国文坛学习《红楼梦》学得最好的是两个人,一位是白先勇,另一位就是高阳。高阳研究“红学”,不是从文艺理论家或社会学家的身份着手,而是出自一个小说家和史学家的视角。本文试以史学和文学两方面以及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来评述有关高阳对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研究与创作上的借鉴。     

“要继续争鸣下去”——谈毛泽东与周谷城的一段往事

大约是1958年秋，毛泽东与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还有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到上海，吃晚饭时把周谷城也叫了去。周谷城风尘仆仆刚一进屋，毛泽东即拿了一本《新建设》杂志，把周谷城拉到一问小屋里对他说：“你的逻辑论文写的很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逢“五四”，谈科学，求真理

日前偶然读到胡适的一则轶事，说他晚年与老友梅贻琦诀别时，看到梅的家属唱歌祈祷，勃然大怒，大声说：“这是愚蠢!”论者认为，“这与他少年时代铸塑成的无神论思想是前后一贯的，颠沛造次，不肯须臾忘却，老而弥坚，确实难能可贵。”这使我想起鲁迅对死的态度，他在去世前四十五天写过一篇以《死》为题的文章，明言“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自称是对于死的“随便党”，而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始终把死看成“自然的法则”，所谓“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和胡适两人后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甚至颇为对立，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这两位大师在漫长的岁月中，却始终坚持他们早年所倡导的科学精神，至死靡他。     

晚年钱锺书忆胡适

【胡适:"我没见过他"】1958年9月,钱锺书《宋诗选注》出版。书出版不到半年,遭到批判,被认为是一本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来编选的书,书中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路线,是打着反对形式主义的旗帜来贩卖形式主义的黑货,"这面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白旗"必须要坚决地拔掉。有境外媒体对此次批判进行了报道。胡适老友程靖宇看到报道后,在香港买了两本《宋诗选注》寄给胡适,其中一册托胡适转送另一友人。1959年4月29日,胡适收到寄来     

“红学”应为跨世纪的《红楼梦》教学做点实事

“’97武汉市第八届《红楼梦》学术交流会”于1997年12月在武汉市召开。与会者就“红学”如何面向二十一世纪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对目前红学研究的现状深感不安，一致认为下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流，应重在对《红楼梦》文本的研究，要把对《红楼梦》的研究与传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近几年来，《红楼梦》的研究，正如姚雪垠先生所指出的，许多的努力，“使一部伟大古典小说的研究工作脱离了小说美学本身的探讨，长期钻人牛角尖中。”①研究问题过于碎细，如考察曹雪芹祖籍，主张“靠我们的细心爬梳穿穴，曲折以求”…     

心灵之湖——读梭罗的《瓦尔登湖》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古人对田园生活的写照。而当我合上《瓦尔登湖》墨绿色的封面，一股清凉的湖水似汇入心间，澄澈见底，将心境荡涤得如桃花源般一尘不染。如徐迟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瓦尔登湖》是一本静静的书，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它只适合在“寂寞和恬静”时阅读，静静地读，读得静静。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瓦尔登湖》是属于心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