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知—同意”规则的刑法定位与功能阐释——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出罪解释为中心

“告知—同意”是在各国个人信息立法中得到广泛适用的基本规则之一，其包括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信息处理者的基本义务和信息主体的基本权利。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民法和行政法中，“告知—同意”是明文确立的行为准则和免责事由，然而，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罪状中，“告知—同意”并没有得到明确规定，是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整体法秩序中与前置法衔接不畅的关键症结所在。因此，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厘清“告知—同意”的体系地位和功能定位，通过实质解释论的目的解释方法对该规则的出罪机理进行深入阐释，是个人信息保护议题下刑法规则边界明确和归责机制完善的前提。     

重大疫情下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

个人信息的泄露问题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同意规则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逻辑关键,由于紧急情况下公共利益的需要,在重大疫情期间收集环节暂时缺位。私权利的限制与公权力的滥用往往相伴相随,信息的过度收集、识别、公开极大地降低了公众对公权力主体的信赖,不得不重新思考重大疫情期间公权力的延伸边界。对个人信息的合理使用应以公共利益为核心要素,对高风险人群和普通人群进行区别保护,强化泄露疫情信息的法律规制与监督,细化违法公开、过度公开个人信息的行为责任。     

疫情防控背景下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及边界

疫情防控时期如何处理信息安全和信息利用之间的冲突,成为横亘在学术界和实务部门面前的难题。涉疫情个人信息兼具公开性与私人性、个人法益和公共法益,具有半公开、复合法益的特征。信息自由与信息安全既对立又统一,应当适用比例原则寻求二者之间的价值平衡。涉个人信息行为入罪时,应当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理解为危险犯;分级保护个人一般信息和个人敏感信息;收集行为的刑事违法性以行政违法性和民事违法性为前提。将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信息控制者合法使用和去识别化处理作为出罪化事由。     

我国首个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实施

我国首个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于2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最显著的特点是规定个人敏感信息在收集和利用之前，必须首先获得个人信息主体明确授权。     

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四重逻辑

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拓展为基于国有企业属性的“属性责任”分析框架，以国网浙江电力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考察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面向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系统内防控、自愿性公益、执行式参与、主体性治理四类行为，体现了市场属性驱动其履行市场责任的市场逻辑、社会属性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逻辑、政治属性驱动其履行政治责任的政治逻辑、公共属性驱动其履行公共责任的公共逻辑。文章创新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回应了否定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多重责任的理论质疑，阐明了国有企业需要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履行多重责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优化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环境的政策建议。     

网络舆论引发行政危机的应对策略

网络公共舆论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体现,其引发的公共危机造成政府的行政困难。政治信息闭塞、执政观念落后、法制建设滞后、网络舆论固有特性是引发行政危机的原因。面对行政危机,政府应创新观念,遵循民主与法制先行和促进发展与安全使用并举的方针,一方面要公开政府信息、上网行政;另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立法,建立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体系,危机出现时还要采取正确的媒体政策。     

新媒体时代的警察危机公关研究——以公安微博客为例

基于无线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革命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称为新媒体。①而微博客已成为新媒体最具影响力的新兴代表,它正以"核武器"式的裂变效应,为社会交往及传播方式带来颠覆式革命。微博客具有传播主体多元化、传播模式双向性、传播方式裂变性聚合性、传播时空即时无障碍性及传播内容多样性的特性。公安微博客作为公安机关公共关系传播的新平台,承载着政务公开、警情发布、警务服务信息发布、舆论控制阵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动点、警察公共关系传播新模式的功能。其在警察危机公关中的处置策略是:在危机发生前对舆论进行控制;危机发生时快速反应、积极承担责任,坦率真诚回应、保持组织的系统性一致性,利用"光环效应",第三方适时介入;危机发生后要利用微博,安抚人心,对危机处理情况做全面调查评估,查找薄弱环节进行改正。     

让天府文化成为彰显成都独特魅力的旗帜——传承发展天府文化的思考与实践

成都正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天府文化成为决定城市品质、塑造城市精神、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彰显成都独特魅力的一面旗帜。文章从研]2019-09关键词:天府文化;传承;发展承发展处处长;王允红(执笔人),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文化传承发展处调研员。(四川成都610042)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也成为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货源地和中转城市之一。——天府文化具有创新创造的基因。天府文化博大精深,与时俱新。这里曾经诞生过世界上年代最早、唯一留存、一直使用的无坝引水工程都江堰,诞生过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诞生过中国最早的官办地方学校文翁石室、中国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新中国第一张股票"蜀都大厦"……天府文化具有显著的创新创造基因,这种基因传承至今,历久弥新。——天府文化具有优雅时尚的特质。天府大地自古是文化巨星集聚之地,有唐一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李商隐、白居易、刘禹锡、元稹、贾岛、温庭筠、韦庄等都曾旅居成都。清代学者李调元曾用"自古诗人例到蜀"来总结成都所拥有的这种独特的文化地理现象。1938年,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齐聚华西坝,陈寅恪、钱穆、梁漱溟、朱光潜、顾颉刚、冯友兰、吕叔湘、吴宓等一大批著名学者云集成都,可谓"郁郁乎文哉"。从后蜀主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到春熙路、太古里的国际时尚潮流,成都不愧为"中国最美幸福城市""最佳时尚生活城市"。——天府文化具有聪慧勤巧的秉性。天府文化具有典型的大国工匠精神和聪慧勤巧的秉性。2013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罕见出土四部西汉蜀锦织机模型,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教授认为":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提花织机模型,代表当时最为高超的中国织锦技术。"勤巧智慧的成都人创造过神奇的青铜冶炼技术、玉器金器开采加工技术、漆器生产技术、天然气煮盐技术……扬雄《蜀都赋》总结说":雕镂釦器,百伎千工。东西鳞集,南北并凑。"这是一座具有工匠精神的城市。——天府文化具有友善公益的美德。成都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七次大的移民运动。移民城市普遍具有较强的宽容美德和包容心态,形成平等、友善、互助的社会习俗和城市性格。《成都通览》记录清末民初成都人口比例:湖广25%,山东5%,陕西10%,云贵15%,江西15%,安徽5%,江浙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可见成都住民是由大半个中国的移民所构成,移民带来新的物种、生产技术、异域文化,同时也培育出友善公益、互助发展的市民精神。——天府文化具有崇尚自然和乐观包容的理念。都江堰的诞生使得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余秋雨评论说":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为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后方。"天府之国孕育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天府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推崇乐观包容的生活哲学。针对天府文化的丰富内涵与独特气质,要进行深度挖掘、深入研究、深刻阐释。一是成立天府文化研究中心,建立学术研究团队,站在中华文明、世界文明的高度,对天府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解读和阐释,为天府文化找到科学准确的理论依据;二是举办天府文化国际论坛,让不同城市、不同文化的人们通过论坛,推进天府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互鉴,提高天府文化全球传播力和国际影响力,树立世界文化名城良好形象;三是编印《天府文化丛书》,将有关天府文化的史料典籍、研究成果、通俗读物分层级、分批次、分受众进行系统性出版;四是创办《天府文化》杂志,充分发掘天府文化内涵和特质,彰显天府文化魅力,弘扬天府文化精神。二、保护传承天府文化遗产,彰显弘扬天府文化根脉城市的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繁荣,而文化的繁荣必须回到历史传统中寻找文化的根基和动力。发展创造天府文化、建设世界文化名城,其核心资源是历史文脉。要在历史根脉中汲取养料,又要在发展创新中彰显时代精神,坚持科学保护传承与创新开发利用相结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成都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全国十大古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0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50处,挂牌历史建筑67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把这些文化遗产保护好、展示好、利用好,是彰显天府文化独特魅力的源头活水。以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为牵引,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名人故居保护和城市特色风貌管理,着力保护古镇古村落、古街区、传统民居、历史建筑、革命文化纪念地、工业遗产、农业遗产的文脉基因和文化风貌,注重实体呈现,塑造成都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形象。重点规划建设"成都中心"之东华门遗址公园和宝墩遗址公园、邛窑遗址公园等,重点实施"杜甫千诗碑"。打造金沙古蜀文化、蜀汉三国文化、草堂诗歌文化、二十四乐伎音乐文化、天府水文化、天府丝绸文化、少城近代文化、文殊坊佛教文化、青羊宫道教文化等城市文脉核心区,创新发展东郊工业遗产文化、蓝顶当代艺术、大熊猫生态文化、天府新城创新文化、文化北城,积极创建国家文化公园。发挥博物馆对于展示城市历史年轮的特殊功能,完善国有博物馆体系,发展非国有博物馆,重点规划建设成都非国有博物馆聚集中心(成都文博产业园),广泛聚集非国有博物馆和民间的优质藏品资源,打造"博物馆之都"。——赓续传承民风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地域性和活态性,生动地传承着、展示着城市文化特征。大力推动成都技艺、成都民俗、成都戏曲、成都美食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融入生产生活中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举办都江堰放水节、成都大庙会、成都灯会等,延续民风民俗。传承弘扬、传播推广成都美食文化和茶馆文化,扩大"美食之都"国际影响力。——开发利用文化资源。支持博物馆、企事业单位、文创设计机构,挖掘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利用国有和民间藏品资源,研发生产高品位的文旅纪念品、文博衍生品和创意产品。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行动,弘扬工匠精神,推动非遗传承与创意设计、金融投资、市场营销等融合发展,重点提升蜀锦蜀绣、成都漆器、郫县豆瓣、川派盆景、川酒川茶、竹编藤编、珠宝首饰等非遗项目的产业价值,着力打造国际非遗博览园、蜀绣产业园、川菜产业园和文殊坊非遗主题街区等,引导非遗生产性保护产业化集聚化发展。三、塑造天府文化崭新风范,提升天府之国城市品质城市文化风貌是世界文化名城的硬支撑。加强城市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的统筹协调,着力塑造体现天府文化不断发展的新风范,丰富城市文化新的风景线,提升城市整体风貌和文化品质。——创新建设国际一流的城市文化设施。结合"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城市发展格局,高标准完善城市标志性文化设施,增强文化软实力的硬支撑。回眸历史,建设再现城市文化盛景和综合实力的城市文化客厅"成都中心";面向未来,在天府新区中央公园规划建设"天府中心"",双心"辉映链接城市历史与未来,构成新的城市文化中轴线。有序规划建设城市音乐厅、城市音乐坊、音乐主题公园、大剧院、自然博物馆、新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非遗馆、考古艺术中心、川剧艺术中心、金沙旅游实景剧场和杂技剧场、大千艺术馆等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系统打造宜居水岸文化景观。围绕"宜居水岸,活水成都",梳理中心城区主河道和支流沿岸不可移动文物、博物馆、历史地名、史志传说、传统活动、非遗等历史文化资源,编制《"宜居水岸工程"历史文化资源梳理及保护展示方案》,划定保护范围,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打造"六河贯都、百水润城"的水灵成都和宜居水岸多层次文化景观体系。——统筹提升建筑和公共空间文化品位。对城市风貌的塑造,是弘扬天府文化的重要内涵。要重视历史文化元素的注入,把最具天府文化特色的文化形态、文化印记、文化元素、文化符号,充分展示在城市街区、公共场所、旅游景区、标志性建筑等形象载体上,塑造"蜀风雅韵、大气秀丽、国际时尚"的城市特色,让整个城市充满天府文化韵味。重点是发掘城市不同区域的文化本底和特色,开展城市建筑和公共空间文化风貌综合治理,编制《城市建筑文化风貌导则》,对其风格、色彩、天际线等进行规范引导、综合整治,形成不同区域特色鲜明、区域之间有机衔接、城市整体协调和谐的建筑风貌。按照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理念,编制《城市公共空间文化风貌导则》,对道路、公园、绿地、地铁车站、标识标牌等城市公共空间进行梳理、规范和提升,突出历史文脉核心区、标志性建筑、干道节点、环城生态区的文化景观建设和文化品位塑造,推动雕塑、民间收藏、传统手艺、美术音乐、书吧画廊等有机融入城市公共空间,丰富文化形态,增添城市魅力。四、激发天府文化创新活力,发展天府文化创意产业要萃取天府文化精华,融合创意创新智慧,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创造优势和文化产业优势。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融入国际潮流,激发创造活力,繁荣现代文创产业,大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西部文创中心功能。——推动文创产业融合聚集发展。大力实施"文创+"战略,构建文创与相关产业创新融合和产业孵化转化平台,推动文创与科技、信息、金融、旅游、时尚、工业、农业、贸易、体育等创新融合发展,让文创成为产业升级、产业倍增的重要推力。结合实施四川自贸区的国家战略,推进文创园区与自贸区融合,在四川自贸区成都片区设立天府国际文创自由港,建立面向国际的文创企业进入、投融资、产权交易、艺术品保税、文创产品贸易、创业孵化等方面先行先试的体制机制。优化文创产业空间布局,构建文     

民法典编撰对医疗代理决定刑法效力的影响

《民法总则》在“监护”的内容中，明确了“尊重被监护人意愿”“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增加了“意定监护”等新规定。《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则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意味着我国的医疗代理正由“法定主义”向“意定主义”转变。对无“自我决定”能力的患者实行医疗行为，除满足“医学适应性”“医术正当性”外，还要具备用以替代“患者的知情同意”的“医疗代理同意”这个要件才能实现刑事正当化。依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此时的“医疗代理同意”既不能简单等同于“患者家属的同意”，也不应是“医务人员的同意”，而应当是最为接近患者真实想法的“患者的推定同意”。     

Utilitarianism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is fundamental strategic resource of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industrialization, we should make clear the regulatory model of utilitarianism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and settl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active utilization and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China's legislation ought to encourage the active use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so as to settl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se and protection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through the flexible use of the principle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lternative or supplementary protection mechanisms. And we should guarantee thatthe big data resource will be applied appropriately.This article also presents a systematical classification method of big data in public health care, clarifies principle stipulations, and discusses some exceptional cases.     

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积极利用主义

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为促进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应该明确健康医疗大数据积极利用主义规制模式，解决积极利用与知情同意原则之间的冲突。我国立法应鼓励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积极利用，通过知情同意原则的灵活运用及替代性或补充性保护机制的引入，解决健康医疗数据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冲突，按照数据类型区分原则，对健康医疗大数据进行系统、适当的分类，明确原则性规定和例外情形。     

政府信息公开中第三人权利救济的制度进路思考——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案为引子

信息一旦公开就具有不可回复的特性,应该在政府信息公开之前给予第三人有效的救济。必须要有特殊的制度保障第三人救济权利的实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未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制度进路主要应该包括行政机关倾向公开信息时的告知、公开决定的附时间生效、第三人暂时权利保护等;行政机关拒绝公开信息时申请人起诉的,公开中的第三人应该作为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我国应该结合法制现状选择最有效的制度建构模式。     

强制性信息披露规则产生动因的法经济学分析——兼论强制性信息披露的限度

在证券市场上,强制性信息披露规则对保证投资者获得充分的信息,从而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公共产品理论、博弈论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强制性信息披露规则的产生动因进行揭示,并在此基础上对强制性信息披露规则的限度进行了探讨。     

劳动者知情权的法律思考

知情权是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 ,它是指人们有权了解他应该知道的事情。它包括的范围很广 ,如对有关的个人信息 ,对社会出现的新鲜事物 ,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等都有了解的权利 ,劳动者的知情权也是其内容之一。应尽最大限度地保护弱者 ,给予劳动者较多的知情权 ,以便实现其劳动权。知情权的行使要有限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过程中的公法思考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是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过程。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公民有知情权,政府有信息公开义务;公民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国家征用财产的权力应受法律规制;公民人身自由权受法律保护,强制隔离措施的采取应依法进行。     

被害人同意错误之效力刍议——新“本质错误说”的构建与提倡

关于被害人同意错误的效力,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全面无效说"和"法益错误说"的对立,而阿梅隆教授于20世纪末提出的将同意效力与归责问题进行分离思考的新方案更是加剧了该领域的学说之争。但实际上,这三种学说在当前刑法理论体系内并没能做到尽如人意,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为此,只有重新审视被害人同意的决意机制,重回同意有效的逻辑原点,建立"错误是否导致同意在本质上背离了同意人的主观价值标准"和"错误是否严重影响同意人的自主决定权"的双重判断标准,才能摆脱现有的理论困境。以此建立的相对较为合理的新方案,就是新"本质错误说"。     

基于信息失衡理论的政府行政风险分析及防范

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组织之间信息传递的阻滞和扭曲的及行政信息的隐匿。其产生原因包括个人理智的有限性、高昂的信息成本和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信息失衡在行政过程中会造成决策者获取信息滞后或缺失以及失真，会妨碍社会公共资源被公平、公正、公开的使用，引发行政失信的风险。对此，应有针对性地加以防范。首先，要降低高昂信息成本；其次，要改变行政组织的塔式层级结构，以提高行政沟通效率；第三，要拓展第三方信息来源，确保渠道来源的真实可靠；第四，要加强内外部监督，抑制行政过程的机会主义倾向，抵御道德风险。     

浅析精神病住院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作为医患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精神卫生法》,关于精神病住院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尚无明文规定,致使患者在治疗中的知情同意权时常受到医生的忽视。对该立法缺失现象及产生的原因加以阐述,对精神病患者享有知情同意权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进行分析,提出关于对该方面进行立法完善的看法,以期对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制定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