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单位主体之企业刑事合规适用

企业刑事合规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实质上的一致性,体现在认罪悔罪乃至认罚上。如果没有这一点,检察机关就不能允许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从美国暂缓起诉制度来看,也坚持了以认罪乃至认罚为前提这一要求。应当将企业刑事合规纳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进行制度设计,因为《刑事诉讼法》第15条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本身就适用于单位犯罪主体。应当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重新出台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解释,明确企业犯罪主体的认罪认罚从宽之适用程序,解决涉案企业重罪适用合规改革的难题。同时,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增设适用于单位犯罪主体和自然人犯罪主体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就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条件、第三方监管与评估作出规定。按照这一思路,就无需修改《刑法》,也遵循了刑事诉讼基本制度的内在系统性。     

涉案企业合规适用范围研究

涉案企业合规适用范围是涉案企业合规制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其决定了合规制度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我国试点改革期间,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合规案件适用范围进行了一系列本土化改造,在此过程中,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涉案企业合规能否适用于小微企业,涉企犯罪自然人、重罪案件等问题仍存在诸多争议,对此,必须在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围绕涉案企业合规适用的企业类型、对象、案件范围和条件进行整体设计。     

检警机关在侦查阶段推行企业合规治理的路径探索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企业合规治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横向延展成为新的探索方向。当前,起诉阶段的企业合规面临诉讼程序之困、合规效益之困与侦查僵局之困,检警机关推行侦查阶段的企业合规治理是值得期待的应对方案。这一路径探索具备法律授权条件、刑事政策条件与实践条件等现实根据。为推动侦查阶段的企业合规治理顺利开展,应明确“以商请启动为主,特定情形依职权启动为补充”的企业合规启动模式,构建检察介入与启动合规双层递进式证明标准体系,并完善与企业合规相适配的侦查措施体系。     

企业刑事合规中的逮捕适用

在企业犯罪案件中,一旦对企业负责人采取逮捕措施,企业及其股东、债权人、员工等相关利益方都可能遭受损失,因此,在企业合规改革背景下,理应对企业负责人的逮捕措施做出相应改进。作为逮捕措施的决定者和审查批准主体,检察机关颁行一系列保护民营经济的规范性文件,为完善逮捕措施的适用奠定了基础。从逮捕措施在企业合规试点实践中的适用情况看,适用率畸高、社会危险性条件不易把握、合规考察期限相对较长等问题较为突出。为满足企业合规改革需要,应改革业绩考评机制,设置特别程序,赋予第三方组织建议权以及健全逮捕措施救济途径来完善企业负责人逮捕制度。     

论企业合规在行政和解中的适用问题

作为一种带有协商性、合作性和妥协性的行政执法方式,行政和解制度在我国经过数年试验之后,已经在反垄断执法和证券监管领域得到初步确立,这对于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优化行政执法资源的配置、保障经营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恢复市场秩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现行的行政和解制度没有明确引入企业合规机制,除了责令企业缴纳承诺金、采取必要补救措施以外,没有提出改变企业治理结构、改造企业文化的要求,使得行政和解制度在发现和预防行政违法行为方面的作用受到削弱.未来,可以吸收欧美国家行政和解制度的理念,评估我国证券领域行政和解试验的效果,借鉴检察机关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制度的成功经验,在行政执法承诺中引入合规机制,将合规承诺作为达成承诺许可协议的重要条件,将合规整改的效果作为终止行政调查的前提条件.这将是一项值得探索的重大法律改革课题.     

乐山市民营企业合规管理现状及对策分析

企业合规是一种基于风险防控的公司治理方式。当前，乐山市民营企业普遍存在重经营管理轻合规管理的弊病，这主要是由于合规管理意识不强、企业内部监督空置、风险识别机制失灵、合规体系存在漏洞导致。构建健全的民营企业合规体系，需要着力强化企业合规意识、健全监督制约机制、构建合规风险监控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合规管理。与此同时，适应改革需要探索构建民营企业合规整改的第三方监管机制对于通过事后监督促进企业完善合规体系具有积极作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企业对合规不起诉的适用研究

企业合规试点开展以来,各试点地区办理的企业合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对于引导涉案企业构建合规管理体系及持续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由于涉案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亦未通过上位法加以规范与明确,实践中也出现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案企业对合规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为视角,论述了涉案企业在主体资格、涉案税额、合规整改及行刑衔接适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就现存问题提出了见解。     

涉案企业合规犯罪主体研究——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为视角

对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涉案企业进行合规具有重大意义,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缺位使涉案企业合规的推进遭遇困境,为此,有必要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纳入单位犯罪体系。与此同时,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秉承的“放过企业,严惩责任人”理念与传统的单位犯罪理论之间存在紧张对立关系,为缓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采取将单位责任与个人责任加以分离的二元化处理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案处理。     

数据保护合规体系研究

数据保护合规是企业为防控数据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专项治理机制，由数据合规政策和数据合规管理流程两大要素构成。数据保护领域的合规风险包括违反合规政策性条款的数据滥用类风险，以及违反合规流程性条款的管理失职类风险。打造数据保护合规体系需要遵循有效数据合规、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一体化建设、对外合规与对内合规相分离、全流程数据合规、数据合规技术等基本原则。面对实践中数据保护合规的纸面化和针对性、体系性、专业性不足等问题，企业需要围绕数据保护合规政策和合规管理流程两个层面完善数据保护合规体系，强化数据保护合规政策与员工手册、合规组织、防范体系、监控体系、应对体系的建设。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实践检视与反思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试点改革主要是由外部力量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检察机关主导的，具有预防企业犯罪和保护企业及企业家的政策面向。当前，企业刑事合规可纳入刑事政策的范畴，藉由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目的管道进而影响到刑法规范的解释与塑造。当前立法的缺失和实践的保守，导致合规刑事激励不充分，亟待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层面发掘刑事合规激励的理论潜力、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尚在探索，刑事合规适用对象、激励机制、制度目标等顶层设计问题，既需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也需要契合刑事法治深度，从而促进实践走深做实、刑事合规制度化。     

论企业合规的性质

企业合规是企业为实现依法依规经营、防控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治理机制。企业合规只有在法律确立了行政监管激励机制和刑法激励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一些国际组织也将企业合规作为对违规企业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来看，企业合规是为保护企业利益而设置的风险防控机制，它所要防控的不是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风险，而是因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而承担的合规风险。企业合规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企业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而变成了一个涉及多个法律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     

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防控和建构路径——由中兴受裁事件所得启示

企业刑事合规是企业防控刑事法律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仅可以增强企业犯罪风险防控能力,还对整个企业起着综合性的积极效应。伴随全球化进入瓶颈期,我国企业不仅需要应对国内刑事合规风险,更要面临着愈加严峻的海外犯罪的刑事合规风险。我国企业的刑事合规路径应当从法律手段和内部治理两方面进行建构,立法方面,扩大单位犯罪范围,赋予企业合规义务;司法方面,完善单位犯罪出罪量刑机能,准确进行定罪量刑;企业内部,摒弃理念化的刑事合规,完善犯罪内控机制。法律手段和内部治理双管齐下,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合规在中国的引入与理论调适——企业合规研究述评

企业合规作为一项重大法学前沿交叉课题，得到我国刑事法、公司法、行政法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合规在中国的引入和理论调适为主题，我国学者主要从企业合规的性质与功能、公司合规治理的理念与结构、企业合规与行政监管模式、企业合规与单位刑事责任、企业合规引入公诉的方式等五大板块展开学术研究和争鸣，业已产生一批重要理论成果。在未来，企业合规研究需要一次法学方法论上的转型，以比较法研究为主线的介述性研究和以提出制度改革建议为目标的对策法学研究可告一段落，从本土合规改革经验中提炼中国化的原创性合规理论，将成为企业合规研究的主要学术增长点。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合规不起诉监管问题比较研究

我国近年来企业合规不起诉已经大规模开展，亟须对适用不起诉的企业合规计划进行监管。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应当是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条件和后续工作。域外一些国家在处理企业合规案件中大量利用不起诉和可撤回起诉机制，通过比较研究，归纳得出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内外部独立监督体系设置以及合规补救措施的成效性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框架。我国应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现实合规监管探索，重视完善中小微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我国构建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可以从提高检察建议的约束力、增强内外部监督体系的独立性和加强合规成效评估的检察主导性三大路径进行完善。     

民营企业刑事合规的解构与展望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起源于美国，已逐渐具有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对企业合规问题日益重视，但是民营企业的刑事合规仍然属于制度空白。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而言，民营企业的整体规范性较差，且具有脆弱性，刑事法律在控制犯罪和保障企业生存方面均呈现出不足之处。刑事合规制度能够将国家的刑事监管责任部分内化为企业的管理责任，具有教育问题企业、节约司法资源、减小司法社会负效应的积极意义。鉴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情况，应明确有效刑事合规计划的内涵，构建刑事法律对企业合规的激励机制，推进民营企业自主建立有效的刑事合规计划。     

浅议企业破产程序的检察监督

破产制度是调整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企业破产程序主要由法院和破产管理人主导推进，而企业破产涉及到债权人、公司股东、职工以及国家行政管理行为等各方面的利益，故本文认为需要在企业破产程序中引进检察监督，通过分析检察机关对破产程序监督的内容以及方式，促进破产财产得到公正高效的处理以及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上市公司治理模式选择

传统上市公司股东主权治理模式导致公司在经营中唯利是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以实现企业自身与社会的共同发展,但却缺乏可操作性。我国未来上市公司治理模式,应基于股东主权模式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交叉与协调,实现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方式的多样化,并培育可持续发展的上市公司治理文化。     

规范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相关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主体性地位。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排除意义重大,有利于从根源上防止非法证据的出现,也有利于克服我国一元制庭审模式的弊端,从而规避非法证据进入庭审对法官的影响,确保法官公正审判,维护司法正义。这就迫切需要对检察机关参与非法证据程序进行规范,才能以之指导检察实践。     

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本文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规定的国有公司、企业及其中董事、经理的范围和同类营业的内涵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明确本罪犯罪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