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教育培训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农民工的形成由来已久,经历了“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的长期演变。如今,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中各行各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之而来的是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农民工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颁布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具体措施。本文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本文对如何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城市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较低的农民工素质之间、制度缺失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拉力扩张之间、社会歧视与农民工市民化适应进程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途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服务及其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经验与启示

我国农民工问题因政府政策偏离而产生，故应以政府服务回归而终结。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堪忧，政府服务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存在服务体制不顺、服务动力不足、服务措施不全等诸多问题。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因农民工数量较大。由于实际需要而通过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服务创新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民工服务模式，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由此我们总结出由政府人为的历史政策和不舍理制度导致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需要政府依托公共服务来解决。因此转变政府对农民工的服务理念、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赋予农民工市民权利和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成为了城市政府服务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     

从“主体”到“主人翁”：农民工问题的新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数量从少到多，素质从低到高，足迹遍布全国。他们向城镇、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推动了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但是他们却遭遇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去权，未能成为所在企业、社区、城市以及主流文化的“主人翁”。只有通过制度、法律和利益相关者的赋权，自身增权，农民工才能真正享受到各项合法权益。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必由之路。赋权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关注金融“风暴眼”中的农民工群体

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珠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大批企业进入“寒冬”,而最先体会瑟瑟寒潮的却是大批农民工。这个冬季,对广大农民工来说,可能是从未遭遇过的就业“寒冬”。随着企业“倒闭潮”来袭,大量农民工因失业而返乡。     

以“属企化”深化“属地化”积极探索农民工党建工作新途径

◆让农民工融入企业，与合同制员工一道干事创业，农民工自身“转型升级”为优秀的现代产业工人和管理者。 ◆外包管理科学化通过制度建设调动了农民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思想上、组织上促进了农民工队伍的稳定。 ◆农民工党建既有动态的人员流动，又有地域的不断变化，更有组织之间的各种关系，呈现多方组织、流动变化、纵横交错的网络化格局。     

农民工话语权缺失的原因分析

体面劳动强调“社会对话”，即将话语权赋予劳动者。然而，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工却没有话语权。原因主要在于农民工自身缺乏组织意识，也缺乏政治参与的自信。而且，现行制度特别是户籍管理制度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筑起的一道无形隔离墙，更使农民工对城市失去基本信任，造成其“参与”的冷漠。此外，农民工自身素质以及在拓宽信息渠道方面的问题，都制约了其对话语权的有效行使。而作为一种社会弱势文化的承载者，受惯性影响，农民工在公共舆论领域只能选择缺席。     

“五联五送”帮扶返乡农民工

去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剧变化，沿海部分企业半停产、停产、关闭，大批农民工因失去工作岗位返乡。据统计，我们湘潭市有11．8万名农民工返乡，其中不少人面临生产生活困难。为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实现就业再就业，市委组织机关、社区、学校、企业、“两新”组织五种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干部联系返乡农民工，开展了以送政策、送技能、送岗位、送服务、送关怀为主要内容的“五联五送”帮扶活动，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全方位多途径的帮扶，取得了明显成效。     

宁波外来农民工社会保障实证考察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各地根据情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就总体而言,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如何选择、如何定型、如何可持续等问题上,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思路。基于此,我们选取经济相对发达的宁波市外来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进行了实证考察,认为“五险合一”农民工社保套餐制度虽然对于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需要根据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进行调整,以建立权利平等的、待遇相同的多层次、有差别、逐步推进的、一体化的社会保险制度体系。     

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必须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内需潜力巨大但释放受阻是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面临的突出难题,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加快农民工市民进化进程,解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让农民工成为市民,应成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重点。当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主要集中在稳妥推进农村土地的资本化运作、加快户籍管理制度一元化改革、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     

农民工的称谓、流动及其社会学意义

中国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浙江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骄人成就，但浙江社会发展并没有仅局限于有形的物质世界的丰富，而是更注重建立起社会和谐发展的规则和制度体系，其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经验就是浙江始终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完善身份和情感认同促进外来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这包括外来人口本地化、农民工同城同待遇、农民工享受社保套餐、新居住证制度、老乡管老乡等。农民工称谓的变化及其流动给我们带来的社会学启示意义就在于，农民工的不断增长是区域经济活力和繁荣的重要表现，农民工推进了社会流动，激励了社会整体进取向上的意识。     

坚持“离乡不离土”与“离乡又离土”两手抓妥善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解决农民工问题是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实现城市与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杭州是我国城市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之一，解决杭州的农民工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分类推进.对于“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安居乐业”；对于“离乡又离土”的农民工，在一定的前提下，则“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的方式，享受与流入地城市城镇居民的“同城待遇”，从而实现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地位的理论思考

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经济地位.当前,这一群体己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在城乡经济发展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并且逐步成为拉动内需的一股新锐力量,是推进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的主力军.当然,在社会经济体制、就业用工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农民工自身素质等方面还存在着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地位提升的不利因素.为此,要积极推进与新生代农民工有关的制度创新与政策支持,加强劳动权益保护,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加强教育培训,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地位.     

龙城区：促进农民工就业取得实效

当前的经济困难，迫使不少企业破产、减员，我省的农民工就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罕见的就业寒冬里，朝阳市龙城区劳务输出中心及时地为农民工送去了温暖。他们把促进农民工就业，维护其合法权益，做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工作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前不久，被评为“辽宁省关爱农民工先进单位”。     

农民工返乡三问

回流是大趋势？ 在今年7月底、8月初的时候，部分地区农民工返乡潮见诸媒体。9月初，四川省南江县委书记刘凯告诉记者：“南江县有20万农民工在外，今年回流了不少。”共有1569人的南江县红光乡墨池村，往年在外打工的350多人，在今年就回来了三分之二。据四川省农劳办相关负责人透露，“返乡农民工数量处于一种变化状态中，但今年四川省内转移的农民工数量首次超过了向省外的输出。”     

台湾土地制度中的“涨价归公”

李昌平周婷在2006年第11期的《炎黄春秋》上撰文指出：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部分农地必然会转做非农用地。农地转为非农用地，会使土地大幅增值。在台湾的非农地交易制度中，对增值收益分配有严格的规定——“涨价归公”。这也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农地和非农地的价格差距很大，一般在十倍以上。我拜访的曾先生，25年前花400万台币（近1007／人民币）买了5亩农地，随着城市的发展，该地已经是小镇边上的农地了，明年就可以转做非农业用地了。如果转做非农用地，这块地的价值大约为6000万台币。按照台湾的土地制度，这5亩农地转做非农用地时，就有一半“充公”，剩下的2．5亩就是他的非农用地了，价值为3000万台币。如果曾先生将土地卖出，增值（3000—400=2600万台币）部分，要严格依法缴纳所得税——即“涨价归公”（涨价100％，40％归公；涨价200％，50％归公；涨价300％，60％归公……）。所得税是累进的，增值越高，纳税越多。曾先生说。他的地卖出的话，估计缴税在1000万台币上下。在台湾，土地交易的所得税，税收全民享有，而非地方或部门享有。除？涨价归公”为农民和全民提供福利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为帮助“农民工”进城。“政府”将最有增值价值的土地用于建造经济适用的“农民工”住房，让“农民工”的财产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值，这样“农民工”就自然成为了城市的居民。     

农民工本土化就业和融入城市问题思考

农民工问题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一个缩影。农民工的称谓、经济能力低和公平感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成为困扰农民工的问题。为此,要积极引导,改变农民工的传统就业观念,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行农民工“公民”身份,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加强制度建设,保障农民工利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浅议“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障碍

“农民工”市民化 ,是指在我国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 ,借助于“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优势 ,使其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但是 ,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 ,仍然存在着思想认识的偏颇、城市政府的担忧和困惑、既得利益集团和群体的阻力、户籍与土地制度的障碍、城市基础设施的限制、“农民工”自身素质以及与市民的“油水”关系 ,使之融入城市社会困难重重等方面的障碍 ,阻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顺利推进。     

贵州劳务经济的正安烙印——写在“中国·正安第二届农民工节暨创业发展大会”即将开幕之际

<正>安县劳务产业所走过的二十多年,鲜明地折射出贵州劳务经济的艰辛历程和发展特色,在贵州劳务经济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率先举办"农民工节",进一步彰显了劳务经济的人文精神,也必将在全省农村建设发展中产生积极作用,引起各级各界对"农民工"更加高度的重视。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探讨——基于社会公平的角度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民工大量流向城市。一方面,进城的农民工广泛分布在各个行业,加入到城市的劳动分工,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农民工由于受到户籍制度以及自身条件等限制,经济收入低、社会地位尴尬、保障制度匮乏。在农民工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们在城市定居或是暂居的住房难问题日益显现,这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农民工进入城市所面临的住房问题,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也影响到了城市化进程及社会和谐。本文分析了农民工住房难的原因,并提出合理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