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创业天地宽——汝州、伊川农民工返乡创业采访掠影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省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大批回流。经过一个漫长的经济寒冬，人们不禁会问：返乡的农民工近况如何？有多少农民工返乡后走上了创业之路？近日，记者深入汝州市和伊川县就此进行了采访。     

龙城区：促进农民工就业取得实效

当前的经济困难，迫使不少企业破产、减员，我省的农民工就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罕见的就业寒冬里，朝阳市龙城区劳务输出中心及时地为农民工送去了温暖。他们把促进农民工就业，维护其合法权益，做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工作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前不久，被评为“辽宁省关爱农民工先进单位”。     

穿越“寒冬”有一个温暖的“巢”

金融风暴像多米诺骨牌一般，裹挟着万千中国农民工的命运，他们中的不少人不得不卷起行囊，返乡。作为农民工输出大市，重庆在全国首开先河：打造返乡农民工“创业之都”。在“寒冬”里，为他们筑一个温暖的“巢”。     

“五联五送”帮扶返乡农民工

去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急剧变化，沿海部分企业半停产、停产、关闭，大批农民工因失去工作岗位返乡。据统计，我们湘潭市有11．8万名农民工返乡，其中不少人面临生产生活困难。为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实现就业再就业，市委组织机关、社区、学校、企业、“两新”组织五种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党员干部联系返乡农民工，开展了以送政策、送技能、送岗位、送服务、送关怀为主要内容的“五联五送”帮扶活动，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全方位多途径的帮扶，取得了明显成效。     

发挥工会职能作用 切实维护农民工会合法权益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日益成为中央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2006年国务院就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把农民工问题上升到了“关系全局与长远”的高度，“有困难找工会”的理念也逐渐深入农民工的人心。那么，如何发挥企业工会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中的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长期而现实的任务，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凝心聚力提神鼓劲推进“两个加快”

当前，四川既面临着汶川特大地震恢复重建“加快提前”的艰巨任务，又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经济“止滑提速”和大批失业返乡农民工“再次就业”的艰巨任务，宣传思想工作凝聚力量、振奋精神、鼓舞士气的使命特别重大。     

在逆市中前行——三温暖的制胜三招

在金融风暴肆虐的“寒冬”，企业将何去何从，是弄潮是呛水还是掉队？有经济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抵御金融风暴，企业要“抱团过冬”，更要“自我救赎”。重庆一些企业靠着敏锐的洞察力，坚毅的创新力，在“寒冬”里逆市前行：——三温暖从海外市场敏锐地洞察到了金融危机，提前穿上“防寒服”，大力开发适合国外市场需要的产品，正蓄势待发，扬帆远航。     

“逆城市化”困惑返乡农民工

据《工人日报》报道，“逆城市化”困境正在困扰着许多返乡农民工，尤其是那些农民工中的佼佼者。 “逆城市化”是指大城市人口向乡村和中小城镇回流的现象。来自安徽省界首市的农民工李中，1999年初到上海时只是月薪300元的模具厂学徒工，回到老家前已经是一家企业的区域经理了。返乡之后，他发现，老家的企业与上海不同，不仅没有模具机械类企业，自己的技术无用武之地，而且老家的企业大多是依靠血缘关系来管理的，并不需要他的管理经验。想自己创业，但因公共服务的滞后性而碰壁连连。     

我为啥游走在城市的边缘？

今年初，我国出现大面积“民工荒”。一些企业拿出高薪却招不到农民工，一些农民工特别是“80后”、“90后”，除了对劳动报酬、发展前途等颇为关心外，还对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特别在乎，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前不久，本刊编辑部收到两封来信。一位老一辈农民工发出了“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咋能说丢就丢”的呼声，而一位新生代农民工也无奈地表达了“我为啥游走在城市的边缘”的困惑。本刊特约请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进行了交流。     

多给农民工就业的“金刚钻”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近年来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因为没有一技之长,揽不到“瓷器活”而被迫返乡,农民工“下岗失业”已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农民工揽不到“瓷器活”的真正原因是城市使用农民工已由过去的“劳力型”向“智力型”转变,越来越多的用工企业对农民工的学历、专     

农民工“过劳死”的伦理反思

农民工“过劳死”是一种过度劳累而死亡的社会现象。我国农民工“过劳死”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农民工“过劳死”具有负面社会价值，不符合社会正义，是偏离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个最高社会价值目标轨迹的，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绊脚石。     

龙城区:促进农民工就业取得实效

当前的经济困难,迫使不少企业破产、减员,我省的农民工就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罕见的就业寒冬里,朝阳市龙城区劳务输出中心及时地为农民工送去了温暖。他们把促进农民工就业,维护其合法权益,做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工作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前不久,被评为辽宁省关爱农民工先进单位。     

坚持“离乡不离土”与“离乡又离土”两手抓妥善解决城市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解决农民工问题是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实现城市与农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杭州是我国城市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城市之一，解决杭州的农民工问题必须坚持“两手抓”分类推进.对于“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实现其在流入地的“安居乐业”；对于“离乡又离土”的农民工，在一定的前提下，则“以土地指标换城镇户籍、换住房、换社保”的方式，享受与流入地城市城镇居民的“同城待遇”，从而实现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     

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新生力量

农民工究竟是农民还是工人，这是一个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基础理论问题。为什么一些企业对农民工可以无限延长劳动时间，为什么对农民工可以不按时发放工资，为什么对农民工可以不实行劳动保障，说到底就是认为农民工是农民。农民在农村劳动时就没有上下班、没有节假日、没有劳动保护和保障，就是因为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在企业工作具有临时性，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走，所以只能视为打工者，所以就可以与有城市户口的“正式职工”实行双重劳动标准。这些认识实际上都是把农民工视作农民。     

现代化的链条不能断裂

多年前．笔者曾经提出“谁是农民”的问题。多年之后，“农民工”又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河南省委书记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的称谓．而广东省委书记则明确表示．广东将加快研究并适时出台取消“农民工”的称谓政策措施．探索建立外来务工人员根据职业和工作年限享受相应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种种迹象表明．“农民工”这一中国现代化过渡时期的特殊概念将成为历史。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成本测度及分担机制构建——基于私人成本支出的视角

城市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其“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的有效结合。理论界现有研究倾向于从整体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行均衡分析，既未区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又忽视了成本要素对城市融入效度的现实制约。本文在对城市融入成本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资本再造成本”和“享乐成本”两个概念，丰富了城市融入成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浙江的实证分析后发现，高昂的城市融入成本特别是居住成本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为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失范性融入”的问题，建议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农民工自身相结合的角度，构建多元复合主体的财政分担机制，以逐步破解外来人口机械增长与城市融入效度偏低的现实困境。     

以“属企化”深化“属地化”积极探索农民工党建工作新途径

◆让农民工融入企业，与合同制员工一道干事创业，农民工自身“转型升级”为优秀的现代产业工人和管理者。 ◆外包管理科学化通过制度建设调动了农民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思想上、组织上促进了农民工队伍的稳定。 ◆农民工党建既有动态的人员流动，又有地域的不断变化，更有组织之间的各种关系，呈现多方组织、流动变化、纵横交错的网络化格局。     

普安：积极发展创业能手入党

从今年2月6日以来，开阳县先后举办了四场以“进城务工、我们共同努力”为主题的2009年“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共帮助1727名农民工找到了新岗位。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该县先后有6598名农民工陆续返乡，为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服务工作，该县今年把保障劳动就业作为为民拟办“十件实事”来抓，通过收集用工信息，建立就业台帐，加大农民工技能培训力度，利用广播电视、手机短信、宣传资料等多种渠道进行广泛宣传，与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等沿海企业加强劳务输出合作，采取“订单输出”的方式力促农民工实现就业。     

把维护农民权益体现在“清欠”工作中

海东地区地、县党委和政府把清欠农民工工资作为解决“三农”问题、依法维护和保障广大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一项重点工作来抓，白2002年以来，全区累计清理旷日持久的政府项目投资工程拖欠款1114万元，清理建筑领域房地产工程等企业拖欠款987万元，协调督促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458起，为35550名农民工清理追缴工资5082万元，完成清欠农民工工资总量的95％。     

农民工组织发展的政治嵌人——以浙江乐清市“霍邱之家”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农民工。如何对待、引导和发展农民工组织，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工会吸纳、社区融入和自组织等三种理论模式都难以提供有效答案，而政治嵌入正成为农民工组织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浙江乐清市“霍邱之家”的案例研究表明，由于执政党和政府的强嵌入，农民工组织具有较强的发展动力和持续的运行保障；同时，农民工组织的反向嵌入使得它也具有较大的成长空间。政治嵌入保障了“霍邱之家”的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霍邱之家”的成长也说明离开农民工中的正式精英，农民工组织发展的政治嵌入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