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中多主体协同困境与出路——以丽江程海湖水污染治理为例

新时期,环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其治理的成效与政府主体、企业主体、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不可分离。程海湖作为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的标杆,其湖泊水污染的有效治理关系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争排头这一目标的达成。反思程海湖污染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在于多治理主体在协同上面临多重困境,因此要构建实现政府、企业、公众多主体协同共治的体系,进而提升程海湖污染治理能力和水平,最终实现共享程海生态文明发展成果和价值的皈依。     

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定位

在生态文明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创建过程中,面对生态治理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困局,将"引导型"这一职能模式作为政府在生态治理中职能转型的改革思路和取向,从而更好地发挥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服务作用而非干预管制作用,真正实现多元社会主体合作生态共治,应该是一个积极方案。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引导型职能模式取向主要是:引导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树立、提供强有力的生态治理法律法规环境、构建和创新规范有效的生态治理机制、理顺生态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动建立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合作以及理性参与的生态善治模式等。     

理念、 机制与路径:社会治理格局下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的构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实践中,精准扶贫的"应然图景"与"实然现状"存在着巨大偏差。精准扶贫工作面临政府行政一元主导、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机制欠缺、政策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内涵,从精准扶贫治理的理念、机制与路径三维向度,重点阐释社会治理格局下的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精准扶贫要坚持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理念,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机制,从而满足贫困群体更高层次需求,完善扶贫法律体系,打造"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培养职业扶贫队伍,推动精准扶贫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与专业化建设。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何以必要与如何可能

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作为一种全民"共建、共享、共治"的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性关系和治理模式,其主要包括全民参与的新型社会治理主体关系、共建机制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模式和共享成果的新型社会治理目标要求三个方面,它既是对当前社会转型现实诉求的积极承应,也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从理念、职责、制度几方面着手,通过治理理念与价值规范的理性重塑,主体职责与角色定位的明确归位,制度机制和法规体系的有效保障促成共建共享目标的实现。     

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国社会治理,基本遵循了从"社会管理"到"共建共治共享"跨越的创新逻辑,但在现实中,治理"瓶颈"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没有跟上实践发展、治理主体关系没有及时法定化、治理过程不够协调、治理规范不够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将在体系、机制、制度等三个方面并进,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体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的共治机制,完善民生获得的共享制度,从而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让基层治理活起来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要求。社会治理是个综合性系统工程,必须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近年来,湖南长沙开福区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以多元参与为核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多元共治体系,为社区治理注入活力。     

从共享单车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共享单车具有民众需求量大、政府力量不足、市场供给有利益的特点,近年来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得到了迅速发展,在产生社会正面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治理问题。其出现的问题不仅是自身的发展与治理问题,更是新时代背景下各类新生社会现象的代表,更关乎整个社会治理格局的打造。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主要是因为政府与社会缺乏共建经验、缺乏共治机制及缺乏共享意识,对此政府采取"鼓励发展+规范引导+加强保障"等多项措施进行应对。新的治理路径,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协同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全过程,构建共建体系、创新共治机制、建立共享制度。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内涵及实现路径研究

区域环境治理具有治理对象跨域性、治理主体多元性和治理模式网络化等特点。在新时代,结合我国环境治理体系现状、经济发展趋势、信息化建设水平,推进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构建政府、社会公众、企业、NGO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需要找准关键点与切入点。一要完善法律建设,强化执法力度;二要健全有效沟通机制;三要搭建利益分享机制,平衡各方利益诉求;四要科学构建绩效评价体系。     

多元主体参与:政府干预式微中的生态治理

正一、生态治理中的社会力量:多元主体参与的兴起随着社会形态的高度组织化和社会环境的高度复杂化,在当今社会政府干预式微的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既符合当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满足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以及社会力量要求参与生态治理的现实。政府从以往的通过管制等管理手段进行生态治理的活动中撤出,承担起为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与社会力量在彼此合作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发挥民营企业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企业要承担起主体作用。民营企业既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参与者,迫切需要其充分发挥作用。一、民营企业是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     

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实现机制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体的观念起源于古典时期,建立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现代共同体是建立在美国早期新自由主义以及当代社群主义基础上的概念,当前全球“社区复兴运动”与之一脉相承。“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是一个整体,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人人享有既体现了与责任、义务相对应的权利,更要求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提供激励机制。孟加拉国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浙江桐乡“三治信农贷”、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等三个案例表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激励制度必须以特定共同体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为前提;政府是重要的制度供给主体,但制度执行必然要求获得多元主体协同;制度可持续的关键在于所有主体利益相容且在制度框架下实现共赢。     

跨域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及其互动机制研究--基于广佛地铁建设和水污染治理的案例比较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地区间联系愈发密切,传统的行政区划界限逐渐被打破,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与无界化,大量区域性公共问题出现,跨域治理作为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研究跨域治理中政府的动机、机制及行为对于有效解决区域公共问题意义重大。广佛同城化作为我国城市间合作的先行者,在两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展开了跨域治理的大量实践探讨。以广佛地铁建设与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通过执行动力、协调难度与作用机制等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解释跨域治理效果背后的机理与原因,可以发现议题属性是影响跨域治理效果的基础前提;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动机诉求导致执行动力强弱程度的差异,影响跨域治理的正式达成与治理进程;政府主体的结构复杂程度与职责分工清晰程度决定治理协调难度;跨域治理中政府主体的行为策略内含政府间的权力作用机制,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程度影响跨域治理的运行效果。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Doing more among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Platform-enabled government in China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 as a Platform (GaaP) has recently encountered setbacks in practice worldwide. Whil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has emphasized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and data sharing, this study argues that a pragmatic way to improv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in the absence of form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to adopt an alternative model to GaaP: platform-enabled government. Enabled by innovations of the middle-tier platform, this new model of platform governance integrates the functions of distributed systems of multiple departments into a sequential workflow without the requirement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or sharing proprietary data. To demonstrate how this model facilitates information flow across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and improve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we analyze horizontal, vertical, and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using a diverse case study design. We examine administrative review, law enforcement, and contact tracing during the pandemic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Our findings suggest accommodating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is a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approach to advance the digital government agenda in decentralized contexts.     

建设廉洁城市的总体框架与基本思路

建设廉洁城市就是将预防腐败的基本要求与城市治理紧密结合,推动城市治理方式转型,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现代城市治理体系,推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牢固树立科学权力观,建立科学的权力结构,形成均衡的社会结构和创新权力制约模式,这是建设廉洁城市的基本任务。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建设廉洁市场;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建立廉洁社会;理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扩大有序参与,这是建设廉洁城市的基本路径。加强顶层设计,这是建设廉洁城市的重要保证。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Putting the Public Back into Governance: The Challenge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Its Future

The past two decades have seen a proliferation of large‐ and small‐scale experiments in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takes stock of claims about the potential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o advance three values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legitimacy, and social justice. Increasing constraints on the public sector in many societies, combined with increasing demand for individual engagement and the affordances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ve paved the way for participatory innovations aimed at effective governance. Deepening legitimation deficit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legitimacy‐enhancing form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but so far, the effect of participation on legitimacy is unclear. Efforts to increase social justice through citizen participation face the greatest obstacl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highlighting three challenges to creating successful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he absence of systematic leadership, the lack of popular or elite consensus on the place of direct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he limited scope and powers of participatory innovations.     

大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与治理研究——对上海的调查与思考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人口、房地产、城市规划等经济社会数据的分析可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已出现了经济、社会和人口等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大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使得居住分异现象日益显现,社会公平性问题开始突出,加大城市空间资源整合日益重要。维持经济发展、社会秩序与空间匹配之间的有效平衡,需要从更高的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思考城市如何治理。因此,建立法治社会,规范政府行为,加强房地产投资的引导与控制,推进市民利益维护机制建设,制定合理的人口战略等城市空间调控政策迫切需要出台。在"和谐社会"治国理念下,城市空间治理将日益重要,因此,需通过对大量城市的实证研究,总结中国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特征、机制、趋势、效应,并对比中外城市空间演化的差异,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构建新型的城市治理架构,并以此规范人口流动、提高城市化质量、消除城市社区隔离、规范住宅房地产发展、保障弱势群体空间公平分配。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从总体性二元合一走向分化性二元合一,解决分化与耦合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演进的总体态势。运用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可以发现,演进历经让渡与承接、规范与依附、激活与协同等阶段,由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功能性界分,到基于责任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黏附,逐渐发展为基于全面结构整合的政会功能分化与耦合。演进的基本逻辑,是政府主导下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的互动,即由政府主导的演进轨道、由功能演变与结构调整互动而构成的演进机制。展望未来,分化性二元合一体系的完善,必须按照现代国家治理的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打造共建、共治与共享的结构功能系统,实现基于责任结构契合的功能目标一致、基于权力结构合理的功能形式耦合、基于利益结构规范的功能输出互益。     

代理治理模式：一种统治类型的讨论--以基层政府治理体系为分析单位

代理治理模式揭示基层政府治理的性质,指出基层政府治理体系的核心元素是政治治理而不是科层治理,是党政统合体系与威权治理结构的多重因素作用结果。代理治理模式有三个基本特征：代理治理是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统合体系;代理治理与社会是一种统治关系;代理治理是一种多中心权威治理结构。代理治理模式的权力来源在国家,不在基层社会,向上级政府（国家）负责,与基层社会没有授权关系。代理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从基层政府的政治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离着手,以民主法治原则来建构基层政府的权力结构和治理体系,在行政职能上建构政府治理的公共本质,在政治职能上建构基层治理的社会授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