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以不起诉制度为视角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总原则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轻从宽处理，这是党中央、高检院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社会各界已达成共识，成为了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标准。因此，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应的，对未成年犯罪人不起诉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而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尚待完善，如标准还不够明确，不起诉后的帮教困难较多等。     

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案件起诉中的运用

针对未成年犯罪的刑事政策与针对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相比,有其特殊性。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具体案件类型的分析,阐述了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案件起诉工作中的运用。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惩治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刑事司法政策,对于预防和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对于建立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是出于将犯罪人也视为人的人道精神,而且从更重要的意义上也是对社会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尊重。从客观实际和诉讼规律的角度,在公诉审查案件的结果并不是都要提起公诉,必然有相当多的案件不符合条件而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理念的指导下,公诉审查案件过程中不起诉的情况将会增多,其中附条件的不起诉情况作为实践中出现的一种现状,也会大量增加。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思考——以与刑事和解的交叉重合为视角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刑事和解制度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存在着一定的交叉重合,应当扩大未成年人保护范围,设立听证程序,建立制约机制和帮教考察制度,才能避免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被架空。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回应——兼评《认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

本文以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理论指引，通过对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现状的实证分析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内涵与精神实质的解读，立足于检察业务和检察职能，用实证的、规范的、比较的研究方法着重探讨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的捕诉防一体化、公诉指定辩护、社会调查、适当成年人介入等制度创新，并就《认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不足与完善进行了初步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运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既是正确处理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予以贯彻落实，不仅对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的域外考察与本土化重构

我国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提出刑事和解概念,允许特定轻微公诉案件纳入当事人和解的诉讼程序。立法并未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刑事和解程序有机结合,对于未成年人仍参照一般刑事和解的规定,在案件范围、条件限制等方面未能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特别处理,导致司法实践操作困难,各地适用情况和效果不一,严重制约了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的发展。针对目前突出的案件适用范围过窄、和解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混乱、参与调解主体不明、轻视教育改造目的、社会调查程序虚置、程序衔接困难等问题,借鉴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相关模式,在明确适用范围、建立监督体系、细化量刑标准、保障和解效果、专项社区矫正等方面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原因探析与治理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环境污染和吸毒贩毒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公害。当前,因网络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常突出,形势日益严峻,已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应基于刑事对策与非刑事对策两个层面予以展开。在刑事立法上,需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的入罪门槛、改革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幅度及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制度;在刑事司法上,需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并需认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具体政策。在非刑事对策的纬度上,主要是沿着行政监管与民事责任两个纬度强化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治理。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起诉制度的沿革与展望

免予起诉的废除是我国处理未成年人犯罪在起诉制度上的飞跃。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起诉制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相对不起诉条件细化与范围扩大、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分案起诉上。同时，司法实践中探索了暂缓起诉这一新的形式。我国未成年人不起诉制度急需完善，应当通过立法进一步细化不起诉标准，扩大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不起诉的范围；构建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不起诉后的帮教制度。     

探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多元化不起诉的新路径

未成年人是刑事诉讼中的特殊主体，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保障其诉讼权益，使其免受或少受刑事诉讼的追究、干扰，以避免再次犯罪的恶性循环状况出现。然而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不起诉条件的规定和处理，与成年人无任何差异，无法体现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宽容和挽救的政策精神。我国应当扩大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不起诉的裁量权，对一些犯罪不太严重的未成年人尽可能的不予起诉，探索多元化的未成年人不起诉的新路径。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