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法学: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新方向

在构建法治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面对当下的现实语境和未来的客观需要,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在范式上无疑需要一场大变革。未来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应注重实践法学这一新面相,关注经验事实,运用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尤其在数据材料收集全面、精确的条件下重视数理分析,从而打造迈向实践的刑事诉讼知识体系。     

从刑诉法修改看刑诉法学研究方法的转型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大幅度推进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在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过程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现有研究方法上存在的诸多问题直接阻碍或者限制了学术界与立法机关、实务部门之间的对话,学术界的话语逻辑与立法机关、实务部门的思维路径存在不少的抵牾或者隔阂。推进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的持续进步,需要学术界与立法者、实务界富有成     

论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转型

由于为历史条件所限,中国宪法学虽然认识到了作为方法论的具体现象———具体的宪法学研究方法,却没有自觉地探讨关于宪法学研究方法的一般理论———方法论,这也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宪法学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宪法学必须构建以“辩护”与“发现”为共同目的、以概念与(实际)问题互动为内容、以多元方法之间的有效互补为特征的方法论,并应特别关注系统的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     

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中国法理学的两难境遇

我国法理学的现状是目前法学界尤为关注的问题。作者从自身所从事的专业视角对我国法理学的现状进行了学理性描述,认为中国法理学正处于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的两难境遇中。其中法理学的见识多元主要体现在对法律及法律变革、法理学的功能及发展方向、法学家的作用等方面的分歧上。而法理学的知识整合则是中国社会向法治社会迈进时进行社会动员、发展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提升法理见识多元与知识整合的明显冲突。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法理见识多元的民间化与知识整合的官方化、法理见识多元的自治性与知识整合的霸权性、法理见识多元的明道性与知识整合的事功性以及法理知识整合的无序化与这种整合的见识化诸方面。为此,笔者提出了中国法理知识整合体制化的新思路。     

侦查学理论范式反思与科学转型——以侦查对策演进的理论解释为例

侦查对策研究,即侦查方法和措施研究等,是侦查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但当前单纯以侦查案例及经验总结为初始研究路径实现对侦查知识的累加,或以刑事诉讼法教义为初始研究路径,前者会造成不同时期、种类侦查方法、措施的割裂和孤立,后者则会陷入侦查行为控制的刑事诉讼研究.对于侦查学研究,当以刑事案件为理论中介和研究范式,从刑事案件本体论向侦查对策论的演变与过渡论证,抛弃仅对实务部门新的侦查方法与措施进行的总结式吸收,而是将解释侦查对策作为侦查学研究的基本归宿;以刑事案件要素作为通道实现侦查学理论和实务的对话,贯通侦查理论、侦查方法和侦查措施之逻辑;实现侦查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与创新,突出侦查学术活动与侦查实务部门调研、总结活动的实质区别.刑事案件作为侦查活动的客体,如何将其作为中介性概念从原理论过渡到方法论和措施论,如何应用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理论解释中国的侦查实务现象、承载侦查知识,进而解决侦查学问题,是当代侦查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略论刑事诉讼实证研究方法——以经济学实证方法为借鉴

经济学实证研究方法成就了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中被认为最具有科学性的学科的地位。而现有研究方法的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科的发展。从方法论入手,检讨现有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从实证经济学方法的科学性中寻求灵感,是提升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科学性的一条捷径。从注释方法到比较方法再到实证主义,从对策研究走向解释现象,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走向多元和成熟的表现,而价值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分野,是增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必然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从方法论层面对于刑事诉讼实证研究方法进行正本清源式的剖析,才能避免实证方法的庸俗化。     

量刑程序改革中需要转变的几个观念

欲使量刑程序改革健康稳步地进行,应当实行七个观念的转变。第一,从对行为的关注转变为对行为人的关注。首先,刑事诉讼应当有独立的量刑程序;其次,任何与被告人人格和人身危险性相关的信息都可以成为量刑综合衡量的依据;再次,考虑委托社区或者其他相应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上存在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然而这两种学说都各有弊端,不能单独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制度,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相结合的,具有逻辑性、层级性、规律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成为一种必然。     

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的“底限正义”——对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理路的质评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但是关于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我们始终缺乏一种方法论上的指引。“底限正义”理论是一种指导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有效方法和策略,它一方面认可人类社会存在着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从而为以法律移植为主要内容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承认正义的相对性和多元性,承认法律制度移植的可选择性,从而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了微观操作步骤。同时,“底限正义”理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拓展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的平衡保护——以自由与安全的价值为视角的讨论

刑事诉讼过程涉及自由与安全的二元价值,刑事诉讼中的利益主体是多元的,不同主体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因此,在这二元价值之间就必然存在着冲突。从本质上看,刑事诉讼价值的冲突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这种多元利益的冲突性和现有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必须对多元利益进行选择,因为这些利益都需要保护,所以要有侧重的对这些利益进行平衡保护。刑事诉讼主体对不同价值的追求决定了利益的多元性,本文从自由与安全的价值入手,说明主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并阐述对刑事诉讼多元利益的平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