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宪政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宪政理念的殊归

一切文化现象都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价值观、利益和信仰的体系的呈现。作为两种不同文化形态背景下的中国和西方宪政文化,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视域下对宪政理念的不同理解,影响了各自的宪政实践。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性恶与性善的人性预设、社会契约的“契约政府”与家国同构的“父家长制”、人本主义的现代法传统与义务本位的官僚法传统等的区别。性恶与性善:人性预设的不同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应该是建立在对特定的人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性善”与“性恶”这两种不同的人性预设,构成了传统中国的“德治”…     

孟子与普罗泰戈拉人学思想之会通

孟子和普罗泰戈拉人学思想有其会通之处:孟子的“人性皆善”的思想与普罗泰戈拉的“人皆有美德”的思想会通“,万物皆备于我”的理论与“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论会通,深入研究这些会通,可以加深对中西哲学融合贯通的理解。     

宪法的人性基础初探

任何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宪法作为人性的必然产物,其建构和运作的人性基础表现在：人性亦善亦恶可塑论使宪法的生成成为必要,理性人与经验人的统一使宪法的生成成为可能,个体人与社会人的统一使宪法的生成成为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同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之否定”批判地汲取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但二者又有根本的区别。首先,基础不同。前者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后者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来源于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它的主体是运动着的客观物质,是对物质运动的概括、总     

孙中山对中西社会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治理改革家也是思想家，他在融汇中西社会治理思想的基础上创造了他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体系：“知难行易”的哲学基础，权能区分的政治理念，制衡权利的“五权宪法”，节制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平均地权的“均富”思想，这些思想对当今社会治理存在积极的借鉴意义。     

价值观念构建的双重视角

价值观念的构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方面，以“小我”为目的，可以构建一种价值判断系统，得出的是西方传统的、建立在主客二分基本哲学立场之上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以“大我”为目的，也可以构建一种价值判断系统。从这一视角出发建立的价值观认为，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即“大我”，是一个具有自我目的性的价值“主体”，人和环境都因为是“大我”的一部份而具有同样的内在价值。这种“大我”的价值观在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时，具有西方传统价值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中西政治思想的特点与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兴起

中国早在公元前一千年便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在西方,罗马帝国灭亡后,法兰克国家在公元八世纪末至九世纪初,封建制度才基本确立,中国封建社会比西方几乎早一千七百多年。但为什么资产阶级民主思潮首先在西方兴起?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西方建立?这固然是多种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除了经济这个基本的因素外,不能不考虑中西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演变发展的特殊性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反作用。本文仅就中西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发展     

和谐诠释、哲学渊源与理论创新

和谐传统是中西哲学的重要交汇点。和谐涵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三大维度。不管是中国的“道生万物、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中的“正义即和谐”的“和谐辩证法”，都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哲学指导，成了和谐理念的理论渊源。中国义理之学通过诠释经典而追问、寻求“义理”，是基于一种强烈的社会忧患与人文关怀，希望从经典中寻求此岸世界的意义，建立起和谐社会与积极人生的永恒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对“和谐哲学”不断反思与探索，已经从“自在”的层次，上升到“自觉”的层次，“走向和谐哲学”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现实的选择。这些重要的现代和谐思想体现了和谐哲学的思想传承与理论创新。     

孟子的“善治”思想研究

孟子的善治思想是指以他的“性善”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有关社会政治活动所应遵循的价值精神思想。他从人的内心亲证善端，并以推广内在善端的方式来论证人性善，为善治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以追求“仁政”为最高行政目标的善治理想为统治者提供了善治的基本规范；他追求以“养浩然之气”为基础的道德自律，主张清心寡欲、改过自新、道德磨砺等修养方法。     

中西人性观分殊与价值复归

无论是在古代中国还在西方,人性问题是各家各派都比较集中关注的问题。中西人性观分殊的内在基石主要是体现在对人性善恶的认识上,主要包括：中西人性的出发点不同;中西人性的思维方式不同;中西人性的实现方法不同及中西人性的发展目标不同等方面。中西人性复归才符合社会发展的主流,而这种过程中具有强烈的价值旨向,其价值向度体现在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各个层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容体系、内在结构与基本功能

中国之“治”源于中国之“制”,“经国序民”在于“正其制度”。从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制度现代化,而国家制度体系的关键又在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发挥着主轴性和支柱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迎来新一轮“制度转向”,政治制度建设提速增效,更加成熟定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系统提炼和拓展完善,从学理上进行理论更新已成为国家治理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从内容体系、内在结构和基本功能切入,以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为总体框架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实践发展进行了重新梳理,并从规律结构、价值结构、层次结构与逻辑结构四个维度对我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进行了理论阐释,进而指出转化与载体功能、协调与稳定功能、动员与整合功能、代表与回应功能、规范与治理功能以及激励与创造功能等是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功能。     

周恩来与多党合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作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组织大师的周恩来，为建立、发展这项基本政治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回顾周恩来的历史业绩，学习周恩来多党合作的思想理论，弘扬周恩来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诚合作精神，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真诚团结、尽力争取民主党派，奠定了多党合作的基础。 周恩来是最早批判“左”倾关门主义，主张建立广泛的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长期革命与建设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这项制度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其主要标志是：１、邓小平同志为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１９７９年６月１５日，邓小平同志根据新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我国的各民主党派“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     

经学与中国哲学关系的传统认定及其反思

在经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上，自中国哲学学科建立时起就形成了中国哲学需于经学中求的传统思维定势，并且大多数研究者认同并采用了这种观点。这种定位是奠基在上世纪初对“什么是哲学”和“什么是中国哲学”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西方的学科分类标准对其亦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前随着对“什么是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合法性”等问题的深入反思和对经学地位的重新认识，先前的这种定位需要加以认真思考和重新认定。     

关于中国党政关系问题的再思考

中国党政关系问题, 是个老问题, 也是个新问题, 更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造成我国党政关系问题的原因很多, 这方面的分析也较多, 诸如历史的、传统文化的、政治体制的等多种原因。正确认识我国的政党制度的历史现实, 分析比较中西政治制度包括政党制度的异同,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问题。中国新型的党政关系应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 完善根本制度建设, 既坚持党的领导, 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     

中西人性观:历史的嬗变与比较

比较中西人性观不能简单地说中国思想家主张性善,西方思想家主张性恶;中国人性观是感性的,西方人性观是理性的.比较的目的主要不在区分其优劣长短,关键在于搞清人性的真相是什么.找出中西方思想家在人性的言说中有哪些理念具有超越性价值.中西人性观的比较应从其动态的历史嬗变中通过性善性恶、感性理性、人的超越性这三个维度加以考量.中国的人性观建立在自然血缘和宗法人伦的社会土壤条件中,是在宗教、政治与哲学三位一体结构中言说;西方的人性观建立在神祗、契约、自由人伦的社会土壤条件上,是在神话、宗教、政治、哲学的社会结构中言说.西方把人性是什么的决定权留给理性和信仰,最后的裁决权在上帝;中国把人性的决定权交给人自己,是试图在人间建立精神王国.西方人认为,意志自由和创造力是从上帝那里获得,中国的儒释道则认为,从"天道"中同样能够获得生生不息的创化能力和内在超越的自由品格.     

论法治与人的本性

论法治与人的本性杜承铭一在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导出了人治与法治的不同思想。中国古代孔孟儒家学说是性善论的主要代表，在这一人性哲学基础上建构起了人治思想。他们相信人皆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善德本性。所以，统治的核心在于实行“仁政”。所...     

认真实践“三个代表” 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和力量之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党组织和支持人民管理国家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法律途径和基本形式。笔者认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     

不同而和 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理念。“和”是指不同性质的东西相掺和,强调的是一种有差异的平衡或多样性的统一;“同”指的是相同事物的堆积,反映的是无差别的同一或抽象简单的同一。大千世界,生机勃勃,不可能完全同一,若如是,就没有活力和生命力;但是,如果在多元社会没有基本的共同信念与和谐,则会失去秩序、失去祥和。因此,“不同而和”与“和而不同”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由此论之,“和而不同”的基础首先是有“不同”,“不同”之因来自诸多方面,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和社会风俗习惯,更有政治制度和意…     

刍议政治文化对我国政党制度运行和发展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长期、稳定的政治制度是塑造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因素，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也发挥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政治文化是一国政治制度形成的背景，是制度运作和变迁的深层次原因。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文化土壤，中国文化中整体至上的价值取向，“统一”、“核心”的政治心理，求同存异的和谐精神，合作与协商的行为偏好形成了对制度运行的有力支撑。政党制度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为制度创新提供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