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思想对领导干部道德自律的借鉴意义

朱熹理学思想,对于加强领导干部道德自律具有可借鉴的积极意义。领导干部只有加强世界观改造,才能实现从需努力克服缺陷的"气质之性"到完善的"天命之性"的转变。以朱熹理学中的"仁义理智"赋予时代新内涵,作为领导干部行为的规范和准则,能促进领导干部保有正确的道德标准,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只有用道心支配人心,用天理战胜人欲,不为金钱所迷,不为诱惑所动,才能完善自身道德,达到"仁"的境界,做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进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弘扬王阳明心学 树立正确价值观

<正>一、王阳明心学是儒家道德修养的继承发展心学作为儒学一门的学派,最早源自孟子,南宋陆九渊启其门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明朝王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于"致良知",为心学开创了独立的学术流派。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体系,认为只有发现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天理是公     

王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程颢易学与其哲学及气象

程颢易学在北宋治易各家中独树一帜,他以生为易的核心概念建构了理学,提出了穷神无易的独特见解,以玩索默识的方法来理会言外之意,把握易之意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超迈和乐的哲人气象。     

潘平格"致知格物"的经世实学思想

潘平格人生哲学的宗旨是"求仁",他对孔子的"仁"作了新解,由"泛爱众"推广到了爱天地万物。提出了"浑然天地万物一体即是仁"、致知格物、笃志力行为主要内容的"求仁"学说,是当时独树一帜的经世实学思想。他认为人们只有而且应当通过在人伦日用中的主观努力来实现自己这种"求仁"的本性,从而创造出人人饱暖、家家团聚的和谐的理想社会。同时,他对宋明理学中最关键的概念"格物"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物"是身家国天下,"格"是功及百姓,"格物"是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一事。因此,他提出了"笃志力行"的道德实践论。在他看来,不仅孔子、孟子,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这种圣凡等价的价值取向,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关于人的等级价值观的否定。     

论谭嗣同仁学的心学属性

仁学对于谭嗣同的哲学至关重要，既是其后期哲学的主体内容，也是其哲学的最终归宿。仁学凝聚了谭嗣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既是救亡之路，又是启蒙之方。谭嗣同的仁学集中体现在《仁学》中，而《仁学》则是他的“以心挽劫”之作。这意味着仁学与心密切相关，通过阐发仁学之所以能够达到“以心挽劫”的目的，是因为谭嗣同在仁学建构中彰显心学意趣。在对仁的推崇和论证中，谭嗣同宣布作为“天地万物之源”的仁“故唯心，故唯识”，通过将仁与慈悲相提并论，建构了仁、心、识的三位一体；在对仁的界定和诠释中，通过将通说成是仁之“第一义”，沿着仁—通—平等的致思方向，将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慈悲之心的相互感化。     

试论江右王门的宗族伦理建构——以王阳明、罗洪先、聂豹、邹守益为例

作为一种教化的哲学,儒学自始便关注于成就自我、教化民众与安顿社会等理想的践履与落实。阳明学兴起后,江右地区的阳明学者从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两方面着手,致力于将宗族缔造成一道德的、教化的、伦理的“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实在、心体之呈现的“万物一体之仁”,构成了阳明学者对宗族伦理进行建构的理论基础。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万物一体之仁”的实信与实行,实现良知与天地万物的交流沟通,从而开出光明宏阔的生命真境。     

简论朱熹心性动静的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 ,朱熹的“天理”、“太极”等范畴是独具一格的。然而 ,天理毕竟是宇宙本体论 ,如何落到心性之中呢 ?心性修养的功夫又何以可能呢 ?这是朱熹必须回答的课题。本文通过对朱熹心性动静思想的梳理 ,试图勾画朱熹思想从天理到心性到修养功夫的轨迹 ,从而吸取锤炼理论思维能力的有益资源。     

朱熹仁学的三重意蕴

朱熹对先秦儒家仁学的阐释代表了仁学发展到理学阶段的理论成就。它内在地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指向,即本体论的、境界说的和自然论的,它们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理学对先秦儒家仁学的变革与重构。这些思维成果在推进儒家哲学思想之演进的同时,一方面表现出与原始儒学不同的导向和追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理学自身命运的某种根源。诸如仁与爱的分离而致其“以理杀人”,仁与生的合一而致其“有体无用”等等。     

胡宏的道统思想及其在道统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胡宏的道统思想是宋代理学道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道统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内容。他不仅勾勒出了上至伏羲、神农、黄帝，下至二程的道统传承谱系，而且宣扬了周敦颐在道统中的地位，并影响了张栻、朱熹、魏了翁的道统思想，对确定周敦颐在宋代理学道统传承中的官方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受宋代理学思潮影响，胡宏将孔、孟以来的仁义思想，发展为道统的核心内容，并将仁义与心性论、体用论结合，建立了以仁义为核心的理学道统论。在道统传承中，胡宏在重视“六经”的基础上，强调“四书”的价值，主张“学道者，以心传为主”，对朱熹道统心传说产生了一定影响，体现出宋代心性哲学对宋代理学道统论的影响。     

论朱熹对“德礼”与“刑政”关系的发展——兼论朱熹“严刑”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在处理以及调整德礼与刑政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以其理学的立场和进路,具体地研判德礼与刑政的关系,并抉择一条适合当时社会环境与礼法现实的规范之路。朱熹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分析的人性说为理论出发点,以道德理性论证“德礼”教化的有限意义以及“刑政”的积极作用。而朱熹对“刑政”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对“严刑”的必要性意义予以特别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批判当时社会上以及司法领域盛行的“恤刑”理念来体现这一主张。     

由天到仁：孔子心性论的天道渊源与架构特征

孔子的天论具有决定力量下的人格意味与道德意味。前者落实在人身上，是对于人的气命的限定，后者落实在人身上，是对人的性理的贞定。心灵本身是自由的，既可以达到自由状态呈现性理而生成道德意识，又可以被气命限定牵绊而日益昏沉。孔子之心灵，具有智仁勇的特征。仁是不断超越突破气命的限定而生成道德意识，智是对仁的追求，勇是对仁的实践。三者的结合，最终完成了殷周以来天命内化的历史进程，真正凸显了人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     

民国时期程朱关系考察之辨析

民国时期,学者较多地关注朱熹与二程之间的学术差异。不少学者认为,程颐与程颢之间存在差异,而朱熹继承程颐之说;又有学者则探讨朱熹与程颐的差异,或是强调朱熹对于程颢学术思想的吸取;冯友兰更是从理学与心学对立的层面上,分别程颢与程颐的学术差异,并将程颐、朱熹归为理学,而与源自程颢的陆王心学并立为两派;钱穆则从心学入手研究朱熹之学,于朱熹与程颢之异中求同,以为朱熹与二程大同小异而一脉相承。民国时期对于程朱关系的梳理,可以成为当今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学术基础。     

由天到仁：孔子心性论的天道渊源与架构特征

孔子的天论具有决定力量下的人格意味与道德意味。前者落实在人身上，是对于人的气命的限定，后者落实在人身上，是对人的性理的贞定。心灵本身是自由的，既可以达到自由状态呈现性理而生成道德意识，又可以被气命限定牵绊而日益昏沉。孔子之心灵，具有智仁勇的特征。仁是不断超越突破气命的限定而生成道德意识，智是对仁的追求，勇是对仁的实践。三者的结合，最终完成了殷周以来天命内化的历史进程，真正凸显了人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     

程朱学派的德育方法论——中国德育思想研究系列之三

1.程朱学派是指由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奠其基,南宋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及理学家群体。程朱理学是对先秦、汉唐时期儒学加以改造的结果,它是一种伦理绝对主义、道德训练主义的学说,以道德教育为核心。     

论民族伦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在关系

民族伦理文化是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稳定的精神和价值观念体系,社会主义道德是以中华伦理文化为根基、体现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价值准则和规范体系。在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民族伦理与中华伦理文化的同质性和同一性不断增强,这种同一性构成了民族伦理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在一致性。而民族伦理的独特性特征,则使它既表现出与社会主义道德的互补性,同时又在两种不同的身份建构中表现出一定的内在张力。     

孔子仁学的理想人格

孔子提出的“仁”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仁爱思想作为一种情感粘合剂,凝聚着整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它是全体社会成员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孔子试图以仁来重塑一种理想人格,希望用理想人格来践行仁,进而构成统一规范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 一、孔子之仁的实质 孔子一生多次谈“仁”,在一部《论语》中“仁”字便出现109次之多。仁的含义自古有多种解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代学者则力图予以新的阐释与归纳。其实,如果审慎地加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便不难发现,孔子论仁虽数以百计,但主要内涵则是为达到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社会关系的协调和平衡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张岱年说:“仁的观念,所涵甚广,而本者甚约;境界极高,而平实简易,是一个宏大而切近的生活准则。”(《张岱年文集》)第二卷)它是孔子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础,包括除圣之外的一切德目,并且超凡入圣,也必须通过这条路。仁是建筑在亲子血缘基础上的,首先能使家庭成员之间和睦友爱,这种和睦友爱的家庭关系扩展开去,     

从自然法到正义论——关于道义论的历史流变

道义论的逻辑起点是公共利益，发端于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法与契约论，它们分别表现了对德性的重视与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康德完成了最纯粹的道义论伦理体系，为道德而道德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二十世纪，罗尔斯继承并充实了康德的道义论体系，力图建构宏大的正义论体系处理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朱熹的儒家“恤民”“爱民”思想与践行

正朱熹是南宋著名理学家,一生致力于传承弘扬儒家学说,在哲学学术上有着辉煌成就。他和中国古代许多儒家士大夫一样,忠君爱国,关注民生,关心天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隐居山林讲学,都时刻关心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行理学化的儒家仁德政策,造福百姓。(一)牧爱堂、同民安与文公堤绍兴23年(1153年)秋七月,朱熹首任同安主簿,上任伊始,朱熹就把官署改名为"牧爱堂",表明朱熹爱民思想和儒家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