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预测分析

人口政策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变量,"全面二孩"政策会对中国的人口数量、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文章通过对未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和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两种生育方案下未来中国的人口规模、人口结构进行预测对比。发现: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有助于减缓我国人口规模急剧下降趋势,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实现未来劳动力资源的持续供给,平衡人口性别结构,人口性别年龄结构趋于均匀至少需要84年时间;出于成本考虑,"全面二孩"政策可能会造成生育阶层化,进而影响未来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解决生育阶层化的有效途径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以及人口政策未来走向,不仅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基于宏观计划与微观个体并重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可能出路。人口形势方面,中国实现低生育水平已近30年,目前已进入极低生育率阶段。而低生育的人口形势背后反映的是民众普遍的低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限制性人口政策、东亚国家的家庭和制度安排是形塑民众低生育意愿的主要力量。在中国以往低生育进程中,有关低生育水平下该实行何种人口政策由于人口理念的不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在当前超低生育率面前,学者和民众需要暂时搁置人口理念分歧,共同应对日趋严峻的低生育形势。鉴于三孩政策下民众生育意愿很可能继续下行,三孩政策的生育率提升效果也可能较为有限,因此需要尽早考虑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并择机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我国人口政策转型中的制度演化分析

我国人口政策的动态调整,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变化。人口政策从"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到"全面二孩"的转变,表明了我国人口发展观已经从视人口为经济增长的拖累,严格控制增长,逐步转向人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适当可控的人口增长模式。然而,上述人口政策的转变仅仅是近5年内完成的,"全面二孩"制度短期内能否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文章通过对人口制度转型的演化分析,强调旧制度的功能性锁定、人们的生育偏好降低、认知模式趋于稳定、演化博弈策略均衡,对夫妇生育选择的影响。对"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提出如下建议,重塑生育制度结构;创造与生育制度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加强人们生育认知模式引导;注重制度实施后的动态跟踪,并不断修正。     

低生育陷阱:中国当前的低生育风险及未来人口形势判断

本文在厘清低生育率陷阱的由来、发展及其三个自我强化机制的基础上,分别从人口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三个方面分析我国是否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并进一步研究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阻碍我国生育率回升的因素,作为生育主力的育龄女性在职业与生育的冲突下是如何做生育决策,以及中国生育率的未来走向。研究表明:1.尽管确切的总和生育率尚无定论,但通过对人口、社会以及经济因素的分析表明,目前我国生育率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成公认事实。2.全面两孩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提升生育率,育龄女性承受着比以往更严重的职场歧视,就业与生育的冲突往往会让女性做出放弃生育多孩的决策;3.长期低生育引起的人口负惯性作用以及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持续低迷,未来中国的生育率或有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单独二孩”实施效果与改革策略

"单独二孩"作为一个压力测试和政策试验,有助于对未来生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和策略提供决策支持。研究发现,鉴于"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胎"效果的类似性,我国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仍然将低于人口更替的生育水平的现实,从现在开始实行"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调整是可行的。从充分满足民众的生育需求和维持宏观人口发展均衡可持续的目标来看,建议从2019~2020年开始,在"全面放开二胎"以后逐步落实向"家庭自主生育"转变,以及实现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转变。     

给家庭一颗“二胎定心丸”

正"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有调查结果显示,过半受访一孩家庭不想生育第二个孩子,抚养成本、生育风险、母亲的职业考虑,是家庭生育决策的重要考量,那么,政府应该如何给"二胎家庭"吃下定心丸?"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还是"不生"成为许多一孩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一方面,生育高峰的到来令医院产科一号难求,床位全面告急;另一方面,有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的生育意愿低于预期。     

如何让二孩“生得好、养得棒、教得优”?

<正>2016年1月1日,中国结束了实施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开启。如今"两孩政策"快满两周年,老百姓的生育观是否有所改变?相应的配套设施是否能跟上?生育二孩的家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最新的"十三五"人口调查及预测数据表明:我国已经而且长期掉进少子老龄化的陷阱: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常年维持在1.6以下,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1,人     

助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 共促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正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以来,中央积极稳妥推进,对促进人口均衡、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实施过程中加以重视和解决。一是政策实施与生育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从各地民意调查来看,育龄夫妇两孩生育意愿不高,远低于预期。主要原因一是生育成本高、风险大,不敢生。二是生育观念改变,不愿生。二是人口发展矛盾依然突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水平在短时期内会上升,人口总量还会持续上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该生”妈妈为何不生?——基于重庆市10位母亲的深度访谈

在"育儿难""育儿贵"的诉求下,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主要是围绕托育、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展开,力图回应青年父母"想生却不敢生"的问题。女性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中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抚育支持较多、工作对生育较为友好的"该生"妈妈却连二孩都不愿生。为探究影响她们生育决策的因素,本文对重庆市10位"该生"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这批妈妈对职场发展、孩子陪伴、亲密关系、个人生活四方面均存在较高期待,而在母职功能教育化、配偶育儿缺位、夫妻关系淡漠、孕育身体体验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下,女性认为生育之路更像一个人的旅程,充满风险与孤独。本文认为这批女性的生育决策体现了现代与传统交织的"马赛克模式",在个体化的背景下,唯有尊重她们的主体性,创造出深度情感联结和支持才能使"该生"妈妈的二孩生育成为可能。     

提升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确保女性职业稳定发展

正"单独两孩"政策出台以及今后可能的二孩全面放开,不仅意味着中国女性的职业生涯与生育过程有着更长时间的相互交错,而且由于二孩生育所带来的在时间、精力甚至财力上对职业发展的挤压也会加大。如何做好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更合理有效地平衡好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摆到各位拥有二孩生育意愿的职业女性面前。我以为,提升自己     

中国人口政策的民众态度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中国的生育水平先升后降,而今后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目前受到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了中国民众对今后是否应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态度以及重点群体在政策态度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民众总体上倾向于支持今后全面放开生育限制。其中,东部地区支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比例要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而民众政策态度的城乡差异则相对较小。对于15至39岁生育旺盛期女性的分析发现,城市女性对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支持比例要低于农村女性,同时1990年之后出生女性的支持比例也要低于1990年之前出生的女性。而以上人口政策态度的不同反映了生育意愿的城乡和世代差异。     

中国当代人口控制政策形成、强化和调整历程分析

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是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以降低生育水平为要求、以提供和实施避孕节育措施为手段的政策体系。该政策初步形成于1962年（推行于城市和农村人口稠密区），对城市居民生育行为由多育向少育转变有积极引导作用；全面实施于1973年，以晚婚、最多生育二孩和间隔四年为要求，对民众特别是农民的传统生育行为有极大矫正作用，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强化于1980年，以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为标志（农村实行的则是一胎半政策）。这一政策将国家人口控制目标放在首位，城乡生育率在短期内降至更替水平及以下，人口增长速度得到控制。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新一代青年人婚育观念和行为发生了深刻改变，晚婚、内生性少育成为主导。有鉴于此，二孩生育限制逐渐放开，进而放开三孩生育。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困境及应对初探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体现政府信用、推动未来经济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政策实施的困境主要有家庭经济的压力、女性就业的歧视、高龄产妇的生育风险、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压力等。可以考虑从出台相关补助政策、制定保障女性就业权益的政策、关照高育龄妇女、增加相关的公共服务、扫清体制障碍来积极应对。     

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焦虑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的出台是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延长人口红利,推迟老龄社会进程的重大决策。但是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研究,却常常忽略作为生育主体的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和面临的生育焦虑。工作家庭冲突理论认为,生育是影响职业女性职业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以高校青年女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开放二孩政策下,这个特殊的高知群体所面临的生育焦虑。探讨了在社会性别标签下,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对高校青年女教师的不同角色期望,以及工作与家庭之间的边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模糊性对高校女教师群体的双重挤压。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和母职标准化更加剧了职业女性生育的压力。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要连接其他社会政策,建立以家庭为主的多中心儿童福利供给机制,全面降低生育给职业女性个人带来的性别代价。     

中国城市女性生育二孩的成本—收益分析

为探究全面两孩政策下城市青年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本文从贝克尔经济学理论视角入手,根据不同孩次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研究发现,生第一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受舆论和宗族观念影响较大,受经济成本影响较小,收益期待集中于"养儿防老";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人们的生育行为更具经济理性。二孩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对父母时间、机会成本要求起决定作用;同时父母对第二个孩子的情感收益期待更高。本调研带来的启发是鼓励二孩生育不能单靠政策的放宽,更需要从经济理性视角"多管齐下",在提高经济水平增加人民收入的同时,完善各项福利养老保障制度,健全相关基础设施,降低生育综合成本凸显生育收益,全方位促进生育水平的提升。     

再生一个?城市一孩育龄人群的年龄结构与生育意愿

基于"全面二孩"的政策背景,利用对全国12个城市5 297名一孩育龄人群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双独、单独、双非三类不同政策属性一孩育龄女性的规模、年龄结构和生育意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三类一孩育龄女性的比重分别接近10%、25%和70%;三者的年龄结构呈现出前二者相对年轻、后者相对年长的特点。而三者的再生育意愿相差不大,希望生育二孩的比例均在40%~50%之间。结合三者年龄分布与生育意愿的分析结果,研究提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高龄孕产妇的比例可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社会应提前做好相应准备。     

幸福感和社会公平认知对二孩意愿的影响

基于CGSS2015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在家庭发展内生力和家庭发展外动力的基础上探讨父母幸福感和社会公平认知对二孩意愿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年龄越大二孩的意愿也就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生二孩的意愿越高,家庭收入水平与二孩意愿成反比;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会提高二孩意愿,而社会保障则会降低二孩意愿;幸福感越高的家庭二孩意愿更强烈,认为社会越公平的人生二孩的意愿越低。而在分性别和户口类别讨论后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女性越不愿意生二孩,一孩如果是男孩,农村女性和非农村男性更希望要二胎,一孩如果是女孩则农村男性和非农村女性更希望要二胎。房产状况对非农男性的影响更明显。医疗卫生保障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显著为负,而对于非农村家庭则显著为正。劳动就业对女性二孩的意愿影响更大,农村女性的影响为负,对非农村女性的影响显著为正。社会公平的认知也是对女性作用更多,农村女性认为社会越公平则会趋向于生二孩,非农村女性认为社会越公平则会推迟生育二孩。一般说来幸福感越高的家庭生二孩的意愿更强烈,而城市男性越幸福就会追求稳定,二孩意愿较低。最后,从家庭发展内生力,家庭发展动力,幸福感和社会公平的认知等方面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