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党治”学说与蒋介石集团“党治”独裁之异别

“以党治国” (简称“党治”)原为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一种政治学说 ,后经蒋介石集团的演绎 ,成为南京国民政府 2 2年贯彻始终的基本政制。作为蒋介石集团的执政基石 ,国民党中的“党治”体制是怎样在中国确立起来的 ?其本质和特征是什么 ?蒋介石集团的“党治”独裁与孙中山先生的“党治”学说有哪些异同 ?文章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党治”有关情况的剖析 ,从一个侧面深化了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关于南京政府初期“党治”体制的几个问题

1927-1931年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党治国”之政治体制经历了从酝酿准备、初具形态到基本确立的发展过程。由于该独裁专制体制截然不同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的“党治”理论与政党政治运作原则，具有明显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性质，从而遭到包括国民党反蒋派系在内的各中间政治势力的抵制与反对。本文旨在对通过“党治”体制确立过程及中间势力反“党治”斗争得失的分析，从一个侧面揭示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     

拥军社会化潮涌齐鲁大地

山东是一个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近年来,山东省委、省政府及驻军针对新形势下双拥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创新,在全省广泛开展了双拥社会化活动,通过建立＂四个体系＂,完善＂四个机制＂,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切实强化基础建设,形成了党政领导、军地互动、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大双拥＂新格局。     

中国国民党的“改造”——领袖、党、政府

战后台湾的政治体制是怎样建立的呢?至今这个问题还有许多没有弄清楚的地方.虽然台湾对50年代前后建立的各种制度作了些修改,但对今天的台湾政治仍然有很大的制约.而对这一时期的实证研究却只有几篇代表中国国民党正统史的论文,尤其是对国民党统治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可以说,这些论文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强大的国民党体制建立的过程,而对其“党治”内容没有作什么探讨.     

经济增长与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为视角

长期以来,＂一元＂的政治世界观客观上始终是中国社会建设的真实主线,其政治社会特征一直保持着的是＂乡里从属都邑＂＂农村从属城市＂;社会的进步是后者对前者放松规制而得到社会的繁荣、社会的动乱往往是后者对前者过度约制而导致后者的激变;两者从来没有获得主体性意义上＂二元＂独立和发展。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它要求充分整合城乡两个＂发展阶段＂的政治民主,实现民主、共和的公民和谐社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蒋胡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6年的9年间,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胡汉民与蒋介石分分合合,期间两次合作,一次分裂。二人第一次合作,清党反共,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旋即联袂下野;第二次合作,消灭异己,完成了＂统一＂。在第二次合作期间,二人在军治与党治问题上产生了矛盾,最终爆发汤山事件,二人关系破裂,胡汉民被囚在先,致使反蒋派大联合,逼迫蒋介石下野于后,上演了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戏剧性的一幕。蒋胡关系成为20世纪20-30年代国民党内部纷争的一个缩影。     

台湾政治转型后政党体制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国民党的党务革新、解除戒严、解除党禁和报禁,以及终止“戡乱时期”,台湾进入重要的政治转型期。突出的标志是一批新党相继建立起来,呈现国民党一党优势下的多党竞争局面。随着政治转型的不断推动,台湾的政党体制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推动政党体制演变的原因非常复杂,社会经济状况、政治思想意识及选举制度都会对政党体制的形成与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对台湾来说,省籍与族群矛盾、国民党长期的威权统治和黑金政治以及民主化和本土化等,都是台湾政党体制形成与演变的重要原因。展望未来,台湾政党体制似乎出现了政党的集中化、政党的力量对比有利于民进党以及政党的趋同化加剧等几大趋势。     

浅谈国民党改组

国民党改组,"以俄为师",在基层组织、政党制度、群众基础、军队建设等多方面进行了突破性的全面改组,并开启了中国的党治时代。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表现,国民党改组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也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认同研究——以“政治文化”为视角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村落社会利益分割正在不断被刷新与重组,不同群体对国家政治体系的各个层面的认同出现差异性。文章以＂政治文化＂的三个方面,即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认同为出发点,论述了西部村落社会的政治认同现状,对如何因势利导地弘扬村落社会＂政治文化＂的正面效应、提升村民的政治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政治竞争力计量分析

自1991年12月“国大代表”选举以来,台湾政治体系快速由国民党一党独裁体制向以选举政治、议会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政党政治发展.在此一嬗变过程中,国民党在台湾40多年来的政治垄断地位因在野党的窜升而开始动摇:1992年,民进党人在“立委”选举中一举攻下51席;1993年,国民党人在全台性选举中的得票率首次跌破5成,其得票率仅比民进党多6.5个     

中国国民党"党军"体制的由来

新文治主义思潮、现实武装斗争、外部政治势力是推动国民党确立党军体制的三个主要因素.新文治主义思潮为国民党"党军"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体制基础;从推翻帝制到打倒军阀的新型武装斗争实践,推动着孙中山探索符合时代要求和具有中国特点的建军之路;苏俄介入中国革命并向国民党输出其"治党"和"治军"体制,促使孙中山决心以俄为师,通过建立黄埔军校,最终确立起"党军"体制.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新时代意蕴及阐释价值

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是多元互动的完整体系,其中科技革命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条件性、根本性作用;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主轴,又是科技革命深刻变革的直接后果;政治革命是上层建筑的变革,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同时将社会革命作为最终落脚点和根本指向。立足新时代,有必要弄清楚新科技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新的演绎和逻辑关系,把握新时代新科技革命、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的三重革命形态的价值向度,发挥其现实性力量,推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丰富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动力理论,为塑造人类新文明类型提供中国方案。     

信任的政治功能

一个政治体系的维持需要依赖多种条件才能得以存在和延续,信任便是其中之一。理解和考量信任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具有多个角度,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阈中,信任是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源,当它嵌入政治体系的结构之中并与其构成要素发生联系时,即发挥出了政治合法性、社会整合、社会控制和政治绩效等功能,正是这些功能维系着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     

完善选举制度发挥代表作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简论地方人大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之四

民众利益的充分表达、有序整合、有效实现,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反映,也是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条件。民主选举制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基础,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基础。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愿望在增长,必须正视这种愿望,并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为此,必须建立畅通的制度化的参与渠道,疏导公众有序参与,在体制内释放参与能量,以避免非制度化的或无序的参与,     

制度变革与国家转型——1946年政协会议的政治学意义初探

近代中国经历了多次变革与革命交替的转型尝试,所累积的历史经验与抗战胜利后有利的国内外政治因素一起,促成了1946年政协会议的召开.政协会议讨论了宪法、政府、军队等构建现代国家体制的基本问题,为国家和平转型设计了严密的程序,但最终还是因国民党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而失败.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到1949年新政协的召开,政协会议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政治进程,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证了制度变革的不可行,社会革命才是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必然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是在长期的革命与执政实践之中形成的集价值观念、思维取向和行为方式于一身的执政导向,具有整合和塑造社会文化、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规范和导向政治行为以及保障和维系社会体制的功能;具有阶级性、传承性、价值性与开放性的共性特征和人民性、民族性、实践性与法制性的个性特征。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可以从执政思想文化建设、执政组织文化建设、执政制度文化建设和执政作风文化建设四个方面着手。     

从文明类型的角度解读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必要性在于：由于任何文明类型在整合结构上都有其优势和劣势,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所以科学发展观是整合经济主导型文明和政治主导型文明的相关资源,对其优势和劣势进行积极扬弃的产物。科学发展观具有丰富内涵：它理性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使发展成为人的自觉性活动;它体现了一种＂长时段＂的思维方式;它倡导发展伦理;它是一个有机系统。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     

民国时期政治漩涡与胡适的参政纠结——以“国家建设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1917年胡适留学回国后看到的国内政界乱象,促使他立下了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表示要专门从事思想文艺工作,冀图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是面对国民党当局执政伊始发出的参与政事邀请,胡适却又深感机会难得,想要有一番作为,救得一弊是一利。他在1929年＂应请＂代国民党当局＂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但是认真参与政事的胡适所言多与当局真实意图不符。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博弈和国内外情势的发展,导致他＂乘兴来败兴归＂,因为言论遭到打击和迫害。但结合胡适与国民党当局各方就国家建设问题引发的争议,以及事情演变的具体过程来看,国民党当局也难以逃脱＂诱民入罪＂的指责。     

“三三制”与陕甘宁边区的基层民主选举

抗战爆发后,为了团结抗日,建设民主政治,陕甘宁边区自乡村起彻底实行＂三三制＂,基层也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民主选举。在具体选举过程中,贯彻＂三三制＂体现了与基层社会相应的特点：人员比例与＂三三制＂原则有出入、贯彻的渐进性、共产党保证其对基层＂三三制＂选举的领导。因此,基层社会各种社会力量得到有效整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抗战时期台湾革命同盟会若干史事析论

抗战时期,台湾革命同盟会团结大陆台湾人抗日力量进行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斗争,同时在大后方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为唤起祖国民众对台湾回归的关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台湾革命同盟会作为台湾人的民众团体,难免受到当局的监控,在国民党以党领政的党国体制下,其与国民党台湾党部争夺台湾革命运动领导权的过程中处于劣势,但台湾革命同盟会对于光复台湾所作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