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的空壳化根源分析和思路探讨

村民自治自试行至今已经近20年,与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断推进相伴随的却是“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我们看到,这一制度预期的目标确实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不仅可能遇到无法实现的矛盾,而且其自身的成长空间也愈来愈小。村民自治有自治形式而无自治内容,沦为空壳化的趋向须得到高度关注。而村委会组织的准行政化角色、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缺陷、村委会职能与村民自治功能的有限性、农民流动等因素导致的乡村社会发展的空心化这一宏观社会背景是造成空壳化的四条主要原因。但在当前的中国只能实现这一制度,因此必须实现思路的转变,由政治维权转向组织农民,相应以能否促进农民生产生活的改善和新农村的建设作为村民自治形式的标准,创新村民自治的形式。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公民社会是公众参与性社会,是公权力有限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社会,是具有包容性的多元社会。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乡村自治组织的建设发展,目的在于构建公众参与性的乡村社会,保障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培养农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使农民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使村民自治在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     

乡村社会建设中的党群议事会

正目前,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之中,存在着村两委被乡镇基层政府"准行政化"、村干部与村民日益"悬浮"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乡村社会的自主性建设从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抑制,社会自治能力没能充分彰显出来。这一方面导致农民对乡村两级组织的合法性认同不够;另一方面也带来治理成本的居高不下,诸多钉子户、边缘人群体的崛起反制国家权力,从而带来政府权威的流失。面对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点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一方     

空心村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的伟大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村民个体是村民自治的当然主体,是村民自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引起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出现了"人去村空"的空心村现象。对于人口迁出地的农村来说自治主体的缺失显然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成长,而去往城市的农民工由于失去了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即使返乡也很难形成治理乡村的能力。解决空心村村民自治困境需要基层政府、农村政治性维权组织以及村两委三方形成合力促成村民自治的完善。     

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现实逻辑、制度导向与实践旨趣

乡村协商治理理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导向调整优先于治理技术革新的过程。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呼唤,乡村多元社会的关切回应,农民利益诉求的现实表达,村民自治创新的制度供给;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是民主与协商的内在统一,本质是人民民主,特色是农民的平等协商,重点是村民之间的理性包容,途径是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社会主义乡村协商治理有利于促进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农民权力常态在握,巩固党组织核心地位,防止农村干部腐败变质,培育现代农民公民资格。     

论能人治理型村庄的政治信任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场域中能人治理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背景。能人治理对乡村政治信任的构建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视角看,能人治理型村庄中的阶层博弈易导致治理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之间的政治隔阂和冲突;从村民自治实际运作的视角看,能人在村民自治各环节的主导地位易导致普通民众在村庄治理中被边缘化。能人治理下乡村政治信任构建中出现的问题,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滞后、乡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冲突、不同村民阶层的实力差异等因素有关。当前,应通过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和探索干部考核办法、教育和引导村庄治理能人等途径,加快构建能人治理型村庄和谐政治关系的信任基础。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

有效应对新时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现实难题.提高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治理能力的现实选择在于:构建服务型基层政府,加快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建设;优化公共治理结构,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合作共治机制;构建政府主导的维权机构,引导农民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各类自愿合作组织;推进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促进基层治理由管制型、参与型模式向具有中国特色的村民自治模式转变;加快建立与完善群体性事件治理的联动机制,构建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模式.     

协商治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村民自治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村民自治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村民自治变成村官自治,民主的本质被掏空;二是精英牟利和民众权益被损害,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目标遭破坏;三是以民主选举为重心带来精英主政以及"封闭式决策",造成村级决策的合法性脆弱。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更能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二是协商治理更能促进村民自治中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合法性;三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是要搭建日常协商治理的平台和载体,二是要加强农村协商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三是要提升民众的协商治理意识和能力。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村民自治实践创新30年:有效治理的视角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30多年来,村民自治在四个民主和自治体制等方面不断创新。21世纪特别是近10年来,村民自治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治理对村民自治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在村民自治实践机制方面。正因如此,村民自治不能仅限于自治实践,应扩展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之中。从有效治理角度审视30多年来的村民自治创新实践特别是运行机制创新,成绩斐然,在保障性、表达性、决策性、制约性、协调性和协同性机制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但一些机制有待发展和建设,一些机制如动力性机制非常缺乏。在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研究方面虽然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整体来看仍然局限于治理的某个方面,主要是实践创新的经验总结,且主要以村民自治有效实现为目标。为此,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现实中的村民自治实践创新,也要从国家治理和有效治理角度继续探讨村民自治实践创新及实现形式。     

社会力量促进乡村振兴的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公益组织S赋能乡村M案例

针对"三农"问题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治理及发展方面,一度出现不少问题及困境,典型的如村民自治的欠缺问题、村民利益被侵蚀甚至剥夺问题。除国家正力图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制度性原因外,这些问题还与村民及村民集体的选择能力及资源禀赋相关。由此,通过赋能乡村来推动乡村自治实践和资源引入,就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但仅依赖政府会导致有效性不足,需引入其他社会力量以共同协力。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及促进乡村振兴的适宜模式是以公益组织为主导的赋能乡村,其赋能乡村的机制是嵌入式社区营造。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优化探析

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封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但从实践层面上看,“乡政村治”运行中也暴露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调整和完善农村治理架构显得刻不容缓。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乡政村治”治理架构下的体制缺憾与运行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制度完善与体制优化的建议。     

北京四区县农民部分法律权益实现情况调研报告

根据调查所掌握的基本情况,本调研报告针对进一步实现和维护农民法律权益提出五项建议。选择农民最需要、与农民生产生活联系最密切的法律知识和观念作为宣传重点,以法制宣传、集中培训、现场教育等为主要形式,搞好普法工作,真正让法律进乡(村)。依法进行调解,充分发挥调解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切实推行《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推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保证老有所养。进一步健全村民自治组织,确立和保障农民的自治权利。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发展路径研究--基于“振兴村”试点的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培养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意识,实现农村的内源性发展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文章以一个乡村振兴试点村为例,探讨了以退休干部牵头的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力量助推乡村内源性发展的策略和路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融入-培育-助推”的行动逻辑来助推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具体表现为:社会组织通过融入国家政策体系、地方行政体系和乡村社会体系,引入外源式资源培育农民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助推村社实现产业和治理的组织化,推动农村内源性发展。这种发展路径与社会力量不同阶段的助推策略相呼应,且各阶段相互交错,是一个双向非线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力量促进了外来资源引入与内生动力培育的融合,实现了村庄的内源性发展。     

村干部腐败案例分析——以广西为例

发生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腐败现象,直接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整个制度和政权的社会认同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与形象。针对广西村干部腐败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前村干部腐败呈现出手段多样化、犯罪主体多元化、"小额工程"腐败增多等新特点。部分村干部思想蜕变、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强势地位、上级部门对村干部监督缺位、村干部腐败案件的查处难度大是导致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根据广西农村的实际情况,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保证国家惠农政策在广西农村的落实。     

政策试点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从2014年到2019年,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进入国家的顶层设计但又最终淡出,其背后具有深层次的政策逻辑。实证研究发现,该项政策试点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广东清远进行关于"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地方预先自主试验;第二阶段,中央政府在总结清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试和试点铺开,将试点核心内容由"在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村民委员会"转向"村民小组或自然村建村民理事会等组织",实现全国性的地区试验扩散;第三阶段,中央政府根据政策试点的反馈以决定政策维系或是中断。研究表明,铺开后的政策试点涌现出一系列的组织性难题,影响着政策创新的治理效能和扩散能力,导致该项政策最终淡出中央的顶层设计。汲取试点经验,应在组织能力建设和组织功能发挥等方面对政策试点不断进行优化,继续深入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教育问题的若干思考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我们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素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教育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强化农民教育的相关应对措施。     

Decentralization by default: Local governance and the view from the village in The Gambia

Policies to decentralize government activities in The Gambia have been on the agenda for more than a decade but no decisions have been take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services to rural areas has declined dramatically. The linchpin of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the divisional commissioner, has become redundant as far as development is concerned. The activities of line ministries have deteriorated as their expenditures have been reduced and they lack the funds to permit staff to operate at village level. Area councils that were previously regarded as wasteful are now totally discredited.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s (VDCs) have been formed, but the results are mixed and often they are ineffective. By default, decentralization in the 1980s and early 1990s in The Gambia has been achieved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which have rapidly grown in number and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erceptions of villagers in The Gambia about the various organizations that are meant to serve their needs. Its conclusion speculates on proposals to implement a new decentralization policy in the country and points to the need for aid agencies to adopt a less simplistic approach to the issue of local governance.     

农村变迁中村干部履职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干部是农村发展与治理的核心力量,是连接政府与农民的中介,农村干部的工作不仅影响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也影响农村的发展与稳定。受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地域差异的影响,不同地区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较大的差异,村干部的职能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与分化。而村干部选举、计划生育与土地转让及房屋拆迁则是村干部履职中最常遇到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公共产品的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过程.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能力的本质、问题与成因,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等重要方面.我们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者,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程度与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农民的自组织化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促进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厘清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既能够承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又能够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处理好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为此,应当划分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政府的能力;培育农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农村自组织的关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合作社影响下的村庄治理

村庄治理研究是目前被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领域,合作社的研究文章也很多,但是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把合作社与村庄治理联系起来研究是一种尝试。通过对目前村庄治理的变化和存在问题的分析,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合作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目前的村庄治理,合作社的发展会对村民自治产生一些示范效应,并可能对村庄体制内组织功能产生一些替代(经济方面)。在分析的基础上努力尝试将体制外组织资源纳入对农村治理主体的考察视野,为农村组织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