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

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共栖"是精准扶贫背景下国家权力以项目资源和官员下派等方式整合进入乡村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变化。本文从"国家中心""社会中心""社会中的国家"三个视角梳理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以此作为解释"共栖"的理论起点。本文发现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对乡村基层治理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即国家权力下沉与村民自治并不是此消彼长的互斥关系,而是协调共生的"共栖"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并非单向过程,而是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回应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精准扶贫过程中贫困户识别和退出、产业引入和发展以及帮扶资源的分配和监督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乡村内部发展,带来我国村民自治的新实践。"共栖"概念反映了我国乡村社会协调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村民自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力量促进乡村振兴的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公益组织S赋能乡村M案例

针对"三农"问题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治理及发展方面,一度出现不少问题及困境,典型的如村民自治的欠缺问题、村民利益被侵蚀甚至剥夺问题。除国家正力图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制度性原因外,这些问题还与村民及村民集体的选择能力及资源禀赋相关。由此,通过赋能乡村来推动乡村自治实践和资源引入,就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但仅依赖政府会导致有效性不足,需引入其他社会力量以共同协力。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及促进乡村振兴的适宜模式是以公益组织为主导的赋能乡村,其赋能乡村的机制是嵌入式社区营造。     

论村民委员会作为乡村社会维权性组织的可能与路径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权益问题，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应成为维护乡村社会权益的组织依托；当前在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乡村自治性组织的维权性功能存在着缺位、错位和异化的现象，这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应着力构建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根本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推进乡村自治组织的社会性复归；通过政治环境的发展、制度机制的重构、文化观念的培育，挖掘和塑造村民自治性组织作为村民群众维权性组织的组织资源和实践能力。     

村民自治:从政治推动到经济推动--从第三届全国"村长"论坛看村民自治发展趋势

村民自治是由农民创造的,但其运作过程是在政府推动下进行的.政府推动村民自治在乡村社会全面铺开的同时,"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同时凸现.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推进农村小康建设,是政府推动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选择是政府从政治推动到经济推动的转变.     

乡村自治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

乡村自治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实现基层民主的手段和途径。随着城乡发展改革日益深化,面对繁杂的乡村事务,乡村自治日益面临"弱治理"的困境。村民自治活动在维护乡村秩序、管理乡村事务以及乡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成效并不明显,"三农"问题的长期困扰更是使乡村自治遭受质疑。突破乡村自治的发展困境,才能为建设新农村发挥积极效能,开创良好局面。一是重点加强村民政治教育、培育自治主体;二是保障乡村自治良性运行的环境条件;三是继续完善乡村自治制度建设,使乡村自治实践不断制度化并形成理论经验,从而为发展基层民主打牢根基,为乡村社会治理转型铺平道路。     

村民自治与乡村和谐社会建设：一项社会资本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之後，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萌生井逐步发展，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村家族势力和民间宗教的恢复和重建，村民自治在实行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激化社会矛盾的现象．造也是村民自治遭受批评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农村家族和民间宗教封村民自治的多重影响，及其由此带来的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研究表明，家族和民间宗教作为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在村民自治运作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这些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规范运作的遇程中加以克服，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中国农村健康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公民社会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公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公民社会是公众参与性社会,是公权力有限的社会,是政府与公民合作治理的社会,是具有包容性的多元社会。公民社会视角下的乡村自治组织的建设发展,目的在于构建公众参与性的乡村社会,保障广大农民的民主权利,培养农民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使农民真正成为村庄治理的主体,使村民自治在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     

空心村与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的伟大实践,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村民个体是村民自治的当然主体,是村民自治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引起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地区出现了"人去村空"的空心村现象。对于人口迁出地的农村来说自治主体的缺失显然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成长,而去往城市的农民工由于失去了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即使返乡也很难形成治理乡村的能力。解决空心村村民自治困境需要基层政府、农村政治性维权组织以及村两委三方形成合力促成村民自治的完善。     

协商治理: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路径选择

以民主选举为重心的村民自治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村民自治从参与到选举的扭曲,村民自治变成村官自治,民主的本质被掏空;二是精英牟利和民众权益被损害,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目标遭破坏;三是以民主选举为重心带来精英主政以及"封闭式决策",造成村级决策的合法性脆弱。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的比较优势在于:一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更能体现村民自治的民主本质;二是协商治理更能促进村民自治中村级公共事务决策的合法性;三是以协商治理为重心的村民自治提升民众的政治效能感,有助于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一是要搭建日常协商治理的平台和载体,二是要加强农村协商治理的程序化、制度化建设,三是要提升民众的协商治理意识和能力。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     

乡村公共事务决策中的村民代表——基于一个案例的调查

本文是关于一个村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践的个案研究,主要利用一个村庄的日常政治生活的材料反映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运作状况及其实施效果。研究认为村民代表能否在村级治理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中发挥效能,不仅与制度建设有关,而且与村庄治理多元主体间的民主协商以及村庄社会信任分不开,三者缺一不可。乡镇政府、村级自治组织需要通过与广大村民及其代表共同遵守一定的制度和规则,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处理乡村公共事务。其中任何一方主体的"缺位"、"错位"、"越位"都是对协商民主的损害。这样做的结果,既可以防止村民自治蜕变为村干部自治,又能够纠正乡村治理主体行为关系的紊乱。     

走向复合治理: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基于四川仪陇燎原村的研究

农村民间组织的兴起是近年来的显著现象。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有政治层面的自治组织、经济性组织、社群性组织、社会服务性组织等类型。它们通过提供经济服务、技术支持、文化娱乐、社会福利等形式,在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村民利益表达和社会整合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农村民间组织与基层政府、村"两委"以及村民,共同构成了村治的参与主体。这些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和良性互动,将引发乡村社会治理的变革,使之走向一种复合治理,从而实现乡村社会的良好治理。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治理途径分析研究

“村民自治”是当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治理方式。目前,人们对这一方式的研究主要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侧重于对村民自治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合法性的研究,其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实行村民自治”问题——村民自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因此,立足于这方面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性实在匮乏,有“绕道而行”之嫌;另一派则是侧重于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及其相关理论的可能性、可行性及其可操作性的研究,其回答的是“如何实行村民自治才能带来良好的效果”问题——而相比之下,对此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立足于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就“如何实行村民自治”问题,对农村自主治理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分析,主张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治理过程中,应积极采取相应措施,给当前农村的治理带来良好的效果。     

城镇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中国基层民主自治的典型制度安排。城镇化进程中,"村民自治"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三大要件遭遇挑战,导致"村民自治"职能弱化。从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出发,剖析"村民自治"社会管理失效的原因,提出从村民自治走向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上海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

正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以及所受到的外部环境制约和影响,村民自治在实践过程中,经常面临着诸如动力衰减、能力不足、支撑不够、议行无力以及长期困扰自治有效实现的"两委"矛盾、自治组织"附属行政化"、村民代表会议召开难等诸多困境,影响并制约着以村民自治为重点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针对现实情况,上海在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背景下,开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寻求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的平衡

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完全由政府主导的乡村社会,开始向政府放松管制的农村自治体转变.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需要农民的参与.目前农村建设的制度设计没能给农民参与提供足够的保证.问题集中体现在:在公共物品的提供中未能让农民有效参与,政府的过多干预阻碍了村民自治能力的形成.农村公共事务有必要在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中找到平衡的制度设计,即推动公共设施建设的村民参与,基于促进农村治理能力的政策创新,走向更为公平的资金配置.     

协同共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和谐稳定和生存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其中"协同共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和路径选择。其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树立系统思维,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立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减少和预防乡村社会矛盾发生。     

偏远乡村社会治理的隐忧及其治理机制改善的实证研究——基于广西的调查

当前,偏远乡村因治理场域远离当地行政中心,具有基层治理难以有效辐射,上级监管难以有效延伸,村庄治理机制难以形成,加之权力内部之间的冲突和各种村民权利之间的张力影响着社会治理机制的有序运行,使偏远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出现的主体行为失范、社会生态恶化、环境治理乱象及土地使用无序的隐忧开始显现。为此,要有效应对偏远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上述隐忧,应该着力改善偏远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从明确偏远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建立健全偏远乡村民间组织建设,创新村民自治机制入手,为偏远乡村社会治理机制的有序运行提供制度性保障。     

村民自治实践创新30年:有效治理的视角

自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30多年来,村民自治在四个民主和自治体制等方面不断创新。21世纪特别是近10年来,村民自治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治理对村民自治提出更高要求,特别是在村民自治实践机制方面。正因如此,村民自治不能仅限于自治实践,应扩展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之中。从有效治理角度审视30多年来的村民自治创新实践特别是运行机制创新,成绩斐然,在保障性、表达性、决策性、制约性、协调性和协同性机制等方面,均有长足发展,但一些机制有待发展和建设,一些机制如动力性机制非常缺乏。在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研究方面虽然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整体来看仍然局限于治理的某个方面,主要是实践创新的经验总结,且主要以村民自治有效实现为目标。为此,我们既要继续关注现实中的村民自治实践创新,也要从国家治理和有效治理角度继续探讨村民自治实践创新及实现形式。     

农村群体性事件防范研究:基于村民自治的视角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一项制度安排,其推行于农村不仅使农村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还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村民自治在发展中仍存在着乡村关系紧张、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恶化、村委会选举中乱象丛生、村委会选举后的治理矛盾凸显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久而不解,则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危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鉴于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强化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以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农村群体性事件防范研究:基于村民自治的视角

村民自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一项制度安排,其推行于农村不仅使农村民主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还为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村民自治在发展中仍存在着乡村关系紧张、村两委关系不协调、村干部与村民关系恶化、村委会选举中乱象丛生、村委会选举后的治理矛盾凸显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久而不解,则有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危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鉴于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强化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以防范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