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结构分析

战略布局是战略的一种结构形态,结构分析是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个重要路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结构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具有问题-解决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围绕总目标展开的一套完整的目标体系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具有全面-重点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围绕战略目标展开的目标-手段结构体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略论“四个全面”的思维立度

[摘　要]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从精神层面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从实践层面现实引领着大家的行为模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进一步强调,全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研究和把握“四个全面”的思维立度,侧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四个全面”的概括与提出完全在于造福人民;二是从思维的系统性与定位阈上,“四个全面”的把握与运用强调整体联结,注重顶层设计;三是从思维现实化与创新力上,“四个全面”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方略,更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能量。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与总体布局关系研究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在通过“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完成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和自觉担当。正确认识和把握“两个布局”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战略布局与总体布局在涵义功能、生成路径、布局本身、现代化指向等方面既有区分,又是内在的统一体,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和两者诸多共性上。当然,“两个布局”是并列关系还是从属关系,互补关系甚至于取代关系,目前中央尚无定论,但应当从理论维度和现实维度加强比较研究。     

新时代“四个伟大”历史使命形成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九大揭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召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以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使命担当和责任践履,促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再出发,从而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辉煌。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极不平凡的进程中,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构成党中央提出“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四个伟大”历史使命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接续,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要求。“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形成体现了党中央的经验成果转化能力,十八大以来党治国理政的创新实践奠定了形成“四个伟大”历史使命的实践基础。以新布局、新部署、新理念、新聚焦、新思维为特征的治国理政创新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辟了发展的新境界。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五层”、“二天”、“两型”说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全面二孩”政策议程探讨

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范式构建“全面二孩”政策议程设置框架,从历时向度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输入、输出、价值回归及其内在规律。梳理“全面二孩”政策过程发现：“全面二孩”政策议程设置受“‘全面二孩’何以被政府关注”的问题源流、“政策合法性依据及政治生态系统持续性”的政策源流及公意、意识形态与政治利益主体促成的政治源流等三大源流的影响,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的“政策之窗”实现耦合,“全面二孩”时代由此开启。多源流视域下“全面二孩”政策议程建构模式的探讨,力图在厘清“全面二孩”政策嬗变逻辑、凸显政策选择的价值规律及对“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性进行有力阐释。     

“十三五”浙江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有助于重构对外开放格局、突破经济转型难题、扩大合作交流领域、开辟投资项目新领域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浙江的开放型经济领先于全国,应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十三五”时期浙江应将融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与推进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国际经贸合作核心区、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和国际物流枢纽功能区,并从推进优势产业对接、突出贸易畅通主题、构建对外开放通道、提升“网上丝绸之路”核心力、拓展人文科技交流合作和加快体制机制突破创新等方面加以推进。     

“字之曰道”探微——《老子》之“道”新诠

“字之曰道”是《老子》使用“道”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老子》书中“道”字的词性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字之曰道”而非“名之曰道”,是意味着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以其“寂”（无音）“寥”（无形）而无可“形声”,也无可“象形”,所以无法给它取“名”,只能给它取“字”,故“字之曰道”蕴含“道常无名”之意。而“道”作为“字”（而非“名”）既可以作“行”（动词）解,亦可以作“路”（名词）解。当作“行”（动词）解时,“道”是表示“周行而不殆”的运动过程;当作“路”（名词）解时,“道”是表示以“反”为本质内容的运动规律。     

浙江的战略选择：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实则是国家为浙江省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战略目标及其一条战略路径。它是一条全球的路、综合的路和立体的路。这要求浙江省必须做出对其战略式的回应和选择。这个国家战略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的能源和能量。其能量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还是全球性的;不仅是眼前的,更是长远的;不仅是表面的,还是深层次的。历史证明,浙江省只有在满足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发展自己。但战略总是长远的、连续的和逐渐的。这就需要构建一条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是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全面地解读“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

在中国古代管理哲学中,“无为而治”虽是道家首先提出的管理思想,在道家管理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并不专属于道家。中国古代道家讲“无为而治”,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也都讲“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虽是道、儒、法和黄老学派四家共同追求的管理模式,但是各自对它的内涵和外延的表达则是不同的。因此需从管理哲学角度,对“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进行现代解读。     

多元共治：“党建+电商”治理架构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我国电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发挥党组织在商圈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党建+电商”的新模式。该模式架构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一是双网融合,即将原有的“服务型党建”和“网格化治理”融合为一个“网格化党建”;二是多元共治,即由新星商圈电商党委、党群服务中心、社团组织、电商企业、辖区单位、居民等“六类主体”,共治事务;三是党建引领,打造电商“和合文化”;四是创建了“1333”电商党建工作法,实行电商“微自治”;五是整合资源,组建起以“八大团队”为主干的服务联盟。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的辩证思维

<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凝练出的全新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和哲学智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新实践中的生动展开和灵活运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发展演变思想唯物辩证法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过程。它要求我们从事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必须全局在胸、与     

习近平“两山”论创新性及其现代化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践中创立了内容丰富和极具创新性的“两山”论。“两山”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确立了绿色生产力、绿色财富生产、绿色财富效率生产、绿色社会再生产、自觉自为绿色发展新理念;正确把握绿色现代化发展规律,创新绿色发展、绿色现代化、现代化绿色跨越战略;是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绿色强国、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新方略。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关于习近平“四个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度研究综述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维度,通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内涵、形成背景、四个方面辩证关系及其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及历史唯物论四大哲学向度进行梳理总结,推动学术界进一步深化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