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战略选择：积极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实则是国家为浙江省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战略目标及其一条战略路径。它是一条全球的路、综合的路和立体的路。这要求浙江省必须做出对其战略式的回应和选择。这个国家战略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的能源和能量。其能量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还是全球性的;不仅是眼前的,更是长远的;不仅是表面的,还是深层次的。历史证明,浙江省只有在满足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发展自己。但战略总是长远的、连续的和逐渐的。这就需要构建一条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是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又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提高新疆对外开放水平的思考

"十二五"期间,新疆对外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国际需求普遍减少,出口成本上升,新疆对外经济贸易面临着很多困难。"十三五"期间,新疆要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推进与周边国家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加快外贸转型升级,提高招商引资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新疆的国际影响力。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五层”、“二天”、“两型”说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可道”与“不可道”——老庄“道”论探析

在先秦道家看来,“道”没有明确的形体,超乎世俗认知,非人类的“视”、“听”、“抟”、“言”等所能认识和把握,因而指出“道”不可道。然而,老庄并没有放弃对“道”的阐发,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方式来帮助世人理解“道”本身。即以道与万物之关系为言说的起点;以天道、地道、圣人之道为言说的参照;以似、若、几、或、近、比等为言说的语辞;以“寓言”、“重言”和“卮言”为言说的方式;以得道者对战争、百姓、为政等方面的看法为言道的标尺;以道与德之关系为言道的归宿。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略论“四个全面”的思维立度

[摘　要]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从精神层面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从实践层面现实引领着大家的行为模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进一步强调,全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研究和把握“四个全面”的思维立度,侧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四个全面”的概括与提出完全在于造福人民;二是从思维的系统性与定位阈上,“四个全面”的把握与运用强调整体联结,注重顶层设计;三是从思维现实化与创新力上,“四个全面”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方略,更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能量。     

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结构分析

战略布局是战略的一种结构形态,结构分析是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个重要路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结构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具有问题-解决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围绕总目标展开的一套完整的目标体系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具有全面-重点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围绕战略目标展开的目标-手段结构体系。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无缝隙对接与治理术”：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及逻辑——基于江西省“安置帮教模式”的案例分析

安置帮教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也是现代国家治理术运用的重要场域。江西省司法厅通过探索源头预防、信息衔接、全员接送、过渡安置及就业扶助的有效衔接,构建了安置帮教“无缝隙对接”的模式。在这种“无缝隙治理”的背后,蕴含了“规制性治理、规范性治理及文化认知性治理”为表征的现代国家治理术的运用,实现了安置帮教对象“脱嵌”、“调适”及“再嵌入”的转变。但这种“无缝隙治理”也导致了“制度问题技术化”的困境,为有效加快社会治理的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建构政府、市场及社会协同共治的安置帮教体系。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从“一业一会”到“一业多会”：“内部官僚有限竞争”的分析视角

“一业一会”是当代中国最具法团主义特征的制度结构之一,但现实中行业协会的发展与这一规定相去甚远。本文首先回顾了“一业一会”制度的历史形成以及现实蜕化历程,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一业多会”情况,进而尝试提出一个“内部官僚有限竞争”模型作为理解全国性行业协会“一业多会”成因机制的框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辩证法解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产物,充溢着唯物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按照习近平的论述,践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尤其重要的是：增强问题意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树立协调观念,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抓住主要矛盾,取得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实行破旧立新,形成合乎时宜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     

“字之曰道”探微——《老子》之“道”新诠

“字之曰道”是《老子》使用“道”这个词的来源出处,弄清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握《老子》书中“道”字的词性及其含义的关键所在。“字之曰道”而非“名之曰道”,是意味着被“字之曰道”的东西以其“寂”（无音）“寥”（无形）而无可“形声”,也无可“象形”,所以无法给它取“名”,只能给它取“字”,故“字之曰道”蕴含“道常无名”之意。而“道”作为“字”（而非“名”）既可以作“行”（动词）解,亦可以作“路”（名词）解。当作“行”（动词）解时,“道”是表示“周行而不殆”的运动过程;当作“路”（名词）解时,“道”是表示以“反”为本质内容的运动规律。     

坚定“新常态”下的经济自信

经济的自信,源于客观理性的比较分析,源于宏观经济数据所透示的信息。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为经济自信提供坚实支撑。随着经济增速的趋缓,“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恶化论”、“中国经济硬着陆论”等观点也时起时伏,不断冲击着人们紧绷的神经,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前景的疑虑,干扰着人们的视线和判断,也威胁着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和战略思维,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和大逻揖,是消除疑虑、保持定力、坚定经济自信、清醒、沉稳、有作为、有担当的强大基石。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较大,这更需要经济自信。只有坚定经济自信,才能沉着、冷静、从容地应对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为此,需要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辩证把握三大关系。     

习近平“两山”论创新性及其现代化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践中创立了内容丰富和极具创新性的“两山”论。“两山”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确立了绿色生产力、绿色财富生产、绿色财富效率生产、绿色社会再生产、自觉自为绿色发展新理念;正确把握绿色现代化发展规律,创新绿色发展、绿色现代化、现代化绿色跨越战略;是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绿色强国、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新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