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言说”之物·“建构”之基——析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

确保国家凝聚力、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与提高对外话语地位,其关键在于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打造话语内核、寻找现实通路的二重模式,或为这一目标提供可能性路径：在话语内容方面,意大利传统哲学中“集体意志”、“国家精神”与“常识”概念的相互融合,成为话语的言说之物;在话语权实现方面,以“政治-市民社会”关系模型为传播场域,借助政党和有机知识分子两大言说主体开展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成为“权力-权威”的话语斗争主要形式。其理论不仅因哲学深度成为当时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参照,也因方法论价值可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决策参考。     

鲍德里亚大众文化思想论析

鲍德里亚大众文化思想建基于其消费社会理论之上,认为大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消费性是大众文化的本性。另外,大众文化还蕴具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容。但鲍德里亚在具体阐述他的消费社会大众文化观时却显示出理论上的矛盾性,无法把握大众文化的真谛。     

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结构分析

战略布局是战略的一种结构形态,结构分析是理解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个重要路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结构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具有问题-解决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围绕总目标展开的一套完整的目标体系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具有全面-重点结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围绕战略目标展开的目标-手段结构体系。     

中国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思考

大众文化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建设发展要把握一元引领与多元发展、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同时要处理好自主发展与学习借鉴、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要全面冷静地分析和看待“斯大林热”——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

20多年前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掀起“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浪,搞垮了苏联,这一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当前要全面冷静地看待后来兴起的“斯大林热”有可能走向全面忽视斯大林错误和教训的另一极端化趋向,警惕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转向“全盘肯定”。因此,对“斯大林热”决不可盲目地随声附和。对中国来说,必须全面吸取苏联“左”右两方面的教训,既要重视其改旗易帜导致亡党亡国的右的教训,又必须重视吸取其历史上斯大林宣扬“法律虚无主义”、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沉痛教训,这对于我们当前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中国文化的“基因”

中国文化的“基因”即阐述以良知为本的人的真理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基因”包含着文化生命赖以延续的遗传信息──人的真理。世界诸多文化都孕育、形成、维系于某种宗教,因为宗教信条天然适合承载文化生命的“基因”。中国文化是世界诸主要文化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化。中国文化复兴需要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需要思想界进一步解放思想。     

阿多诺论大众文化及大众的积极性

一般认为,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立场坚定的大众文化批判者,他用文化工业一词取代大众文化,认为文化工业已是社会水泥,对大众形成了全面的控制。然而,阿多诺又在多篇文章中论及了文化工业本身的变化以及大众反抗的可能性,这是阿多诺对大众文化及大众的积极性判断,但不能构成对阿多诺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这一判断的冲击,可视为阿多诺悲观态度中的希望之光。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大众文化视角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路径选择

大众文化作为大众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以其鲜明的现实价值取向和强烈的文化渗透能力,广泛地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关联。大众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有积极影响,又和其存在着矛盾冲突。而解决其矛盾和冲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在大众文化中的建设要求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重要课题。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全面二孩”政策议程探讨

运用多源流理论分析范式构建“全面二孩”政策议程设置框架,从历时向度探讨“全面二孩”政策输入、输出、价值回归及其内在规律。梳理“全面二孩”政策过程发现：“全面二孩”政策议程设置受“‘全面二孩’何以被政府关注”的问题源流、“政策合法性依据及政治生态系统持续性”的政策源流及公意、意识形态与政治利益主体促成的政治源流等三大源流的影响,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的“政策之窗”实现耦合,“全面二孩”时代由此开启。多源流视域下“全面二孩”政策议程建构模式的探讨,力图在厘清“全面二孩”政策嬗变逻辑、凸显政策选择的价值规律及对“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性进行有力阐释。     

对“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的文化基础阐释

2014年5月4日,习主席在同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理解这一重要指示精神,要从文化基础上来进行阐释。近代以来,西式文化派对“价值内涵”的理解是整个世界冲突的一个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和承当了正能量的“价值观”,我们今天构建“核心价值观”,要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实践呼声和深切需求,进而联通自身的文化基因,更多地从道德实践、道德修养入手,真正把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半工半耕”的微观机制

当前“半工半耕”成为农民最普遍的家庭经济模式。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分析农民家庭经济行为和社会文化结构的互构关系,探讨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的微观机制。在家本位的伦理价值影响下,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目标是兼顾务工和务农收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农民调整家庭结构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经济行为反过来型构了新型社会文化结构--新“三代家庭”,其具有名实分离的特征。     

文化自信推动“双创”实现的价值审视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价值论视阈,文化自信推动“双创”实现,有三个层面：一是从奠定民族心理基础、根植独特价值理念、激发与时俱进品格方面,揭示出文化自信是“双创”生成的价值基因;二是从倡扬原创性、张扬主体性、弘扬辩证法方面,表明文化自信是“双创”发展的价值引领;三是从促进当代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推进世界多彩文化的繁荣共生、努力为人类进步事业多做贡献等维度,明确文化自信是“双创”现实化的价值力量。     

“十三五”浙江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有助于重构对外开放格局、突破经济转型难题、扩大合作交流领域、开辟投资项目新领域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浙江的开放型经济领先于全国,应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十三五”时期浙江应将融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与推进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国际经贸合作核心区、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和国际物流枢纽功能区,并从推进优势产业对接、突出贸易畅通主题、构建对外开放通道、提升“网上丝绸之路”核心力、拓展人文科技交流合作和加快体制机制突破创新等方面加以推进。     

多元共治：“党建+电商”治理架构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我国电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发挥党组织在商圈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党建+电商”的新模式。该模式架构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一是双网融合,即将原有的“服务型党建”和“网格化治理”融合为一个“网格化党建”;二是多元共治,即由新星商圈电商党委、党群服务中心、社团组织、电商企业、辖区单位、居民等“六类主体”,共治事务;三是党建引领,打造电商“和合文化”;四是创建了“1333”电商党建工作法,实行电商“微自治”;五是整合资源,组建起以“八大团队”为主干的服务联盟。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