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下乡的实践困境及其伦理根源

关于环保下乡遭遇困境的问题,既有的技术失准、组织失灵、政治权变与利益博弈理论都不能予以很好解释。本文试图提出基层伦理这一概念予以回答,认为环保下乡困境的根源在于基层伦理失范,即基层伦理对环保下乡承接主体规制作用的失效。主要表现为：基层官员以象征性执法应对国家生产治理绩效的逻辑是基层行政伦理失范,即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僭越的集中体现、个私企业以选择性整改应对国家推动绿色发展的逻辑是基层市场伦理失范,即经济效率对社会责任替代的集中表现、普通村民以生计型诉求应对国家提供生态产品的逻辑是基层生活伦理失范,即物质需要对整体需要遮蔽的集中体现。缓解乃至解决环保下乡的实践困境,需要从加强伦理建设、环境治理常规机制与运动机制并重、地方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生计机会供给并行作为未来环保政策执行的着力点。     

新时代社会风险评估建设研究

重大事项与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是新时代政府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的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诸多社会失范问题,如行政力量的干扰、评估主体单一化、评估缺乏"人民性"伦理关怀、评估制度虚置化等。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在进行社会风险评估过程中应注重"以人为本"的"人民性"和"公平正义",发挥民众的主体性作用,促进社会风险评估建设的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缺陷及化解对策——基于乡村治理视角分析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完善性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从乡村治理视角分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自上而下”决策体制、监督缺失、政府职责模糊、“二元”供给体制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公共物品供给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参与性、廉洁性等,造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严重缺陷。化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缺陷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社会风险的表征、根源及应对

伴随着全球化和国内社会转型的双重推动,社会风险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社会风险的突出表征为:社会极化现象明显,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风险累积的力度;意识形态内生弱化凸显,加剧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危机;社会结构紧张,潜存着社会结构风险和制度风险;风险分配不公平,增加了转型期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公共服务"内卷化"问题显现,极易诱发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失范;自然生态风险增加,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压力。当下我国社会风险的诸多表现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究其根源,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独特性、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失衡多为经济利益牵导、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生高社会风险、中国社会存在诸多使风险放大的要素、全球化风险带来的冲击等是其根本原因。应对我国社会风险的出路在于:树立正确的现代风险理念;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创新公众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加强自然生态风险治理;积极参与全球风险治理等。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机制探析

社会资本理论倡导的社会网络、信任、规范等内容,有利于奠定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网络基础;推动民间组织建立社会信任;整合社会资源,规范多元主体参与,因而能够提升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水平,从而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模式。但目前这一模式存在参与机制不足、公信力危机和制度认同障碍等诸多问题。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促进公民参与,引导社会网络良好发展;提高民间组织活动透明度,重拾社会信任;加强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等三方面探索推动和完善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新路径。     

新时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 改进策略研究

公共安全风险生成过程和存在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风险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这在客观上要求不同主体强化治理的范式和思维,从绩效视角审视公共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来源的确认、公共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诸多要素和资源的整合以及风险治理绩效结果的达成。政府必须不断更新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将风险治理的关口前移,逐步形成以风险的科学预控和快速高效的应急响应为基础的现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制度安排,在公共安全风险整体性治理基础上把握和审视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机制和过程,以风险自身的技术研究方式和政府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范式为两翼,借助二者之间的耦合与互动,有效回应风险治理绩效改进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服务于新时代国家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公共安全的中国之治。     

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

风险社会和全球化使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成为一种趋势。协作性公共管理的纵向与横向的方式,群件的构成、平等互惠的关系以及责任的明确为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为使公共危机协作治理成为可能,必须从协作治理的相关要素的整合及其制度完善入手,构建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软环境和制约机制。关于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要素整合,重建信任是协作的前提和参与的关键,对话沟通是协作的基础和条件,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是协作的核心和保障,而责任分担则是协作管理的重点。公共危机协作治理的制度建构,一是要组建协作管理的机构,二是要明确协同治理的范围和网络运行机制。     

共担风险视角下的PPP协同治理

作为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创新,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革新了公共项目运作模式,引发了公共服务领域及项目自身的协同治理效应。从PPP项目全生命周期来看,PPP治理是一系列风险治理的过程,其中对共担风险的妥善治理尤为重要。PPP共担风险来自风险共担体外或合作共同体整体,具有外生性、集成性及不可控性,这些特性直接导致了PPP风险治理面临困境。为此,要树立并践行协同治理理念、完善PPP相关法律法规、提升政企集成效能、协同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构建参与—退出的弹性治理机制,从而实现PPP共担风险的善治。     

风险社会与社会预警机制——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启示

透过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风险社会"的视角来审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众多风险及其背后存在的治理难题,通过分析风险在现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种种特征指出要建立与现代风险特征相适应的风险预警机制必须在风险界定、风险临界阈值、责任分摊以及社会正义等方面有所突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预警体系的几点建议.     

基于双重理性视阈下的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分析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管理范式嬗变的重要内容,因其高效率与低成本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形式。然而在实践中,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面临工具理性未合理贯彻而导致的经济和效率风险,以及价值理性缺位导致的权力寻租、政府卸责和社会不公等风险。因此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风险治理的路径选择上,需要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通过行政伦理的内化和社会控制体系的完善,促使合同外包在公正、民主、责任等价值理性的引导下,发挥工具理性在优化手段方面的正效应,保证在公共性的基石上提高合同外包的效率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