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西南古代氐羌系统民族

先秦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主要民族群体有氐羌系统、百越系统、百濮系统。至秦汉时期,氐羌系统中分化出了叟、昆明、(?)、摩沙、巴、蜀、邛、哀牢、滇等民族群体,这些民族群体后来逐渐繁衍分化成今天的藏缅语族各兄弟民族。在考察龙文化与西南古代民族群体的关系时,我们发现,龙对西南古代民族群体的影响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西南古代各民族群体便兴起了崇龙之风。在此,仅就龙与西南古代氐羌系统的联系加以探讨。 一、龙与远古氏羌 氐羌是先秦时期活动于甘青高原及其周围地区的民族群体,甲骨文中有“羌方”、“伐羌方”、“往羌”、“羌妇”、“获羌”等名称见载。殷商时期,受商族所支配,如《诗经·商     

傣族与汉族的古代诗歌和诗论比较

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古代诗歌和诗论,是有共同规律的,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历史进程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它们的诗歌及其理论就必然呈现出特殊风貌。《论傣族诗歌》启迪了我们:可以用傣族的古代诗歌、诗论同汉族的古代诗歌、诗论作一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各民族诗歌和诗论共同规律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傣族和汉族古代诗歌和诗论特殊风貌的把握。一诗歌起源于劳动,是劳动呼声与语言的结合。《论傣族诗歌》生动地描述了生活在森林中的傣族“古代人”,在同大自然作斗争中产生最早的歌的情景。傣族“古代人”在呻吟、哀鸣、哭泣、欢笑、呼叫的劳动悲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给中国灾害管理国际会议的贺信

中国灾害管理国际会议主席及各位代表: 欣悉中国灾害管理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谨致热烈祝贺。中国是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的斗争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建设的“都江堰”等若干防洪灌溉工程,古人发明的地震仪,都成为令世人赞叹的伟大创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政府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同时,一贯重视领导人民同自然灾害     

中国古代关于“和”的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和”的思想。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中国古代有关论述中,“和”主要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和而不同”,讲的是要充分尊重创造性、差异性,广泛参考借鉴不同意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实现和谐。另一层是“和和美美”,讲的是一切与“和”有关的美好的东西。如     

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历史必然

中国民族知识话语存在“古—今”“中—西”两个维度的张力,即中国古典历史性的民族观和西方现代性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古代中国史将边疆民族史以列传形式写入中华民族正史序列,近代以来学人一边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中国研究,一边吸收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完成了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但是仍然没有突破把民族史作为单独论述的古代中国华夷秩序,也没有突破西方民族主义用现代性“民族”形塑古代族类的分类秩序。习近平总书记首创性地提出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弥补了“中华民族史观”知识话语的缺位。新时代中华民族迫切需要一部“中华民族史”,通过历史书写“中国是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来回答“何为中国”“谁是中国人”的问题。     

“濮”与船棺葬关系管见

(一) 关于“濮”的族属、来源等问题,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氐羌系统的民族,也有的认为应属古代百越系统。有的认为起源于西南,也有的认为起源于中国沿海,北起山东,南到广西,延及云南。在此问题上,我与江应樑教授的观点相同,认为濮是属于古代百越系统的民族。这次到云南来,特别注意到云南出土的新石器,因为无论是西南,或是东南起源说都要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作为基础,并结合文献史料和当时各方面的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和其他考古学文化,都是东至东南沿海,而沿海贝丘遗址曾发现了彩陶,但不能以此就说彩陶起源于广东。古代不少民族顺横断山脉向云南迁徙,有的沿途由游牧民族     

华夏一统 天下一体--读《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研究》

我们中国人一提起孔子与儒家思想就会顿生“家园之感”。这是我们对自己所继承的优秀文化传统特有的亲切、关爱与认同的思想情怀。人们在谈论孔子与儒家学说时 ,大都集中在其道德规范、政治主张、教育理念等方面。很少研究他们在处理华夏与四夷的思想和策略。毫不夸张地说 ,孔子与儒家的民族思想对维护中国的“大一统”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作用 ;没有孔子“华夷一体”的“大一统”思想就没有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家园”。徐兴祥的《中国古代民族思想与羁縻政策》为我们深入了解孔子与儒家的民族思想及其在中国历代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中…     

两汉时期数学发展概略

恩格斯曾经说过:“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也开始了数学的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证明恩格斯的这一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说来,天文学发展最早,随之而来的便是数学。数学从天文学中分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标志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在古代中国,数学发展成系统的、专门的学科,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这一时期,产生     

论“一分为二”——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一分为二”的命题或思想,由来已久。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自觉地将“一分为二”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化表述,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准确的论证,并具体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毛泽东同志对“一分为二”问题的论述和应用,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九十周年之际,本文拟就学习“一分为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谈点粗浅的体会。“一分为二”的科学性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确曾有过“一分为二”的概念,但只停留在朴素辩证法的水平上,至多不过是以直观的形式猜测到对立统一规律。它与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一分为二”不可同曰而语。毛泽东同志自觉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和向全     

夏朝民族政策探微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形态,在其形成伊始,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同周边古代各民族群体关系的基本问题,而民族政策即成为夏朝统治者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手段和策略。本文拟就其民族政策的模式、功能、效用作一定探究,并教正于方家。     

中国日本:如胶似漆 若即若离

自古以来日本就非常关注中国,中国也同样关注日本。第一个发现日本并接受日本文化的国家是中国。14世纪时,日本民族文字——“假名”就完整地传到了中国。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日文假名进行文学创作(《日本灯词》)的人是曹)芹的祖父曹寅。“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代日本在文化的发展中,它的每一种新形式的形成,都与中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严绍璗:《中日文化关系的历史与     

理论认同与话语建构——理解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代价值的两个视角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在建党百年之际提出的重要命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明,传入各民族必先图存活、再徐图发展,存活的关键在于能否契入各民族的传统之中,与民族文化相融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可能性、现实性和时代意义。在理论认同上,这一结合通过增强群众对理论的思想认同、心理认同、情感认同促进理论更好掌握群众。在话语建构上,这一结合一方面塑造了中国话语的独立自主性,赋予话语体系“更中国”的内涵意蕴;另一方面为中国话语提供文本支撑,赋予话语体系“更中国”的表达效果,使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更中国”。     

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

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与“国家秩序”建构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与传承性，且贯穿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宗法式与地缘式的“天下秩序”理念，是古人诠释世界和维系国家政治安稳的核心思想。二者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王朝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华文明核心体的形成和族群意识的凸显，是“天下秩序”得以传承与变革的基础。“国家秩序”和“国家政治体系”的建立，是古人想象“天下秩序”崩塌与重构的结果。在“国家秩序”建构中，“一统观”与“正统观”成为主体民族政权角逐天下后的政治意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天下秩序”理念，形成历史上的“中国精神世界”,最终成为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为此，历史上的主体民族政权，以“中国”为核心的天下一统理想才得以实现。阐释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理念的传承与变革，对进一步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间接回应了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来倒叙解构历史中国的舛误。     

遥远西林寻古国

句（gou音同“勾”）町古国是古代壮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400多年、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诏封统治句町地区少数民族首领毋波为“句町王”据史料记载，句町古国的行政区域包括了现在广西百色市的德保、靖西、田林、西林等县，以及云南省广南、富宁等大片地区、     

一个狩猎民族的变迁

长期以来,以山林为家,靠一人一马一枪,过着原始游猎生活的鄂伦春族,近年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同中国其他民族一样,过上了富裕文明的生活。他们的历史文化、生活风情只能在一九九一年十月一日落成的“鄂伦春民族博物馆”中才能找到。鄂伦春是中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全国现有六千九百冬人(五十年代初不足千人),主要分布在中国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的大小兴安岭和黑龙江省的黑龙江流域。族名“鄂伦春”的“鄂伦”,意为“山岭上”,“春”即“人”。这支“山岭上的人”有本民族语言,但无文字,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仍过着     

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

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体系的形成皆源于西方，其理论体系主要服务于当时国际政治关系的运作。作为一种理论，在之后的学科体系建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系统梳理并分析两者的内涵、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旨在进一步厘清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范式。事实上，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思想早在中国古代就已产生，只是没有将其概念化，究其理论，二者类同。政治地理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地理区域与政治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是指政治过程在地理环境中的具体反应，而在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的研究中，其本质理论等同于地缘政治。中国古代政治地理在思想和理论方面，主要体现在国际、国家和地方三种尺度上。正清政治地理与地缘政治理论，为进一步完善中国政治地理学科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同时为中国政治地理学深化权地秩序研究做好理论铺垫。     

有关国家主体资格在近代中国国际法中的认知

近代中国学者对于国际法主体的探讨,始于对世界情势的全新认知,对中国国家地位的重新判定.一方面,这一认知意味着对中国人文传统中极富特色的“天下观”的颠覆,“万国同存”的意识是中国人理解“国际”、接纳国际法的观念前提.另一方面,这一反思也带来中国国家意识的唤醒,对中国国际定位的修正,恰好培植出系统研究国际法主体的土壤.国人融入所谓文明国家体系的努力反映至国际法学的研究中,便表现为对欧洲国际法学主体理论的系统接收,以及在敏锐地追随时代趋势的基础上为中国立足于国际社会所应有的地位与权益寻找积极支持.     

从传统文化看和谐社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是一种最高的人生与社会境界,具有美的价值。我本人就写过《和:审美理想之维》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将“和”与“同”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加以区别,这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和谐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孔子在谈到朋友交往时就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君子交往时是有原则的,充许不同的意见成立,而不是不讲原则,沆瀣一气,这就是“和而不同”:而小人则“同而不和”,即不分是非,只求同一。所谓“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哲人从天地自然的生长与发展中悟出的的素朴而…     

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死观与“内在超越”

生死观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宏大哲学命题，中西方在生死观上有很大的不同。与西方的惧怕死亡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意识到了“内在超越”死亡的意义所在。在古代文人的作品里，“内在超越”思想非常丰富，本文以此概念为核心，主分析了道家、儒家、佛家以及在“儒释道”三家合流影响下，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死观。     

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与中国现代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正>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的《札记》中的《礼运》篇,有一段关于所谓“大道施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情景的描述。尽管它是藉古代传说而附会的一种社会理想,但是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一代代的先进思想家,成为他们为解救人类社会苦难而热烈向往以至追求的最高目标。现代史学界,把它视为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史上的优良传统。一个民族的发展,总是与其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现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中国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和社会现实的需要;但是,作为中华民族社会思想优良传统的“大同”理想,也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一个内在因素。本文意在简要回顾一下这种关系,以有助于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为实现人类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奋斗不息。“大同”社会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列宁说过:“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阶级社会,出现过发达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阶级的产生和剥削形式的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