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我国环境治理网络的府际关系

政府是环境治理中的核心主体,发挥政府整体性功能对于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环境治理实践中确立了政府间共同监管的横向合作关系和逆向责任机制的纵向控制关系,这种政府关系模式衍生出诸多治理问题。重理政府间关系,加大省级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广泛运用授权和绩效管理等工具,推动环境治理由共同监管模式走向合作协管模式,促进环境治理网络形成,是确保政府有效治理环境问题的关键策略。     

我国环境治理的问题、原则与举措

我国环境治理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旧面临治理对象局限、治理主体非合作博弈、治理手段较为单一等问题,直接影响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我国环境治理应该在坚持综合治理、全员治理、防治结合、常态治理的原则下,从横向和纵向构建综合环境治理机制,完善环境发展规划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促进生态技术的发展,并形成政府、市场、公众的协同治理格局。     

环境治理提升问题研究——以新环保法为视角

当前,我国环境治理能力依然呈现相对乏力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以中央政府管控压制为中心的动员型环境治理体制的制约,由此导致环境立法权限配置不科学,立法有效供给不足,执法主体混乱,执法程序不规范,执法不平等和公众参与不足问题特别突出。因此,坚持多元合作综合化的治理理念,通过合理划定执法主体的权限配置,以宪法规范创设环境治理权力和权利体系,培育公民社会赖以存在之法治文化基础,乃是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的基本方向。     

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创新?——善治视域下的协同路径探析

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城市供给,更具系统性和复杂性,也对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善治理论强调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可以为解决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治理问题提供新思路。在我国当前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等供给主体间存在的供给交叉或供给真空状态愈发明显。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善治角度区分政府组织间及政府与其他组织间两种不同的协同供给机制。多政府协同供给要重视政府间协议并强化府际关系网络。而在政府与其他组织间的协同供给中,多政府协作承担城市群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与基本供给责任;多市场协作满足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并加强自身监管;多非营利组织协作灵活应对政府和市场供给不足。     

合作网络模式下的环境治理研究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但是相关的环境治理措施还不够完善,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已经不能满足公共需求。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合作网络模式,不仅致力于政府间的相互合作,还强调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企业以及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力 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公共文化服务力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必备要素。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力不断提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及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但也存在着诸如公共文化建设合力不够、供给不足、制度不健全、人才匮乏等问题。加快公共文化供给改革,创新服务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力,更好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战略性认知与建构

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看,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自然问题,而是包含错综利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20世纪以来的各类环境公害事件使西方各国将环境治理放在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并逐渐形成环境治理的不同模式,而公众对于环境治理领域的广泛参与是西方各国环境治理呈现的共性特征。在我国,政府几乎成为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而作为环境污染直接受体的公众却被严重边缘化,这是造成我国环境治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局面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加深对我国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模式的认知,构建良性的模式运行基础,以改变愈发严峻的"环境赤字"局面。     

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研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环境精细化治理:内在属性、框架结构与路径选择

精细化之于环境治理的意义不仅在于运动式地"救急",更在于系统性地"根治"。面对环境治理主体的离散、环境治理核心行动者的缄默、环境治理行动者的缺席与异化等制度性困境,当务之急是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模式。共享发展、多元主体、"互联网+"、大部制是环境精细化治理得以可能的价值归宿、能动之源、技术保障和制度支撑。明晰环境行政治理层级的权责关系,推进环境治理部门的职能整合,拓展协同治理主体的合作空间是推进环境精细化治理的现实路径。     

环境多元主体共治的集体行动、网络结构及其模式演变 ——基于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观察

在具有空间和领域外溢性的环境问题治理中,多元主体共治模式逐渐成为国家和地方打破环境污染治理困局的重要政策途径,因此在理论上需要进一步审视多元主体在环境共治中的行为本质,将主体间关系结构融入区域治理网络层面,从而识别并揭示区域环境共治中的多元主体集体行动逻辑与发展方向。在集体行动及其网络属性的理论探讨基础上,文章以杭州与合肥两个都市圈为案例,从共治主体的同质性与均衡性及网络结构的紧密性与依附性角度,对该区域环境共治网络的结构属性和演化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杭州与合肥都市圈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别实现了由单核凸显型和松散参与型向多元协同型的演变,以政府为核心主体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型治理模式成为未来环境共治的有效路径走向。     

试析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

党的执政方略是党的执政理论的重要内容,层次性是其重要特征。新时期以来党的执政方略不断成熟、日趋完善,形成了党的最高执政方略、根本执政方略、具体执政方略、地方党委的执政方略四个层面的内容,在党的执政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战略指导作用,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道变革研究

治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对我国的理论界和政府改革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政府重要职能之一的社会治安管理,我国提出和实施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面临着治道变革的内在要求。这种治道变革首先要在人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层面上把根植于中国计划经济背景下实质为综合"管制"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统一到现代治理理论的框架中来,然后才有可能在辩证否定政府或市场单一中心治理的基础上,实现多中心治理的治道变革。     

基于人力资本产权的公司治理制度创新

传统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所有权,参与公司治理是完善公司治理的必由之路,对于我国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人力资本产权框架下的公司治理呈现新的特征:治理结构主体的多元化、经营者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双重身份、职工参公司治理从形式走向实质、公司治理的重点是利益关系的协调.     

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的海合会

区域经济治理在主体、客体和方式上与全球经济治理保持内在一致,是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补充。海合会成立以来在区域经济合作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政治经济影响力已经逐渐超出了海湾地区。依托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巨额石油美元等独特优势,海合会在区域与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有系统重要地位,成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海合会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以及与全球经济的广泛深入联系,使其更加有效地参与到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当中,也为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的融合协调提供了有益借鉴。     

驻村帮扶下的乡村治理变革--基于H省C镇X村的田野调查

驻村帮扶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国家主动介入农村以改善乡村治理状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基于“结构一过程”的分析框架和H省C镇X村的调研材料,可以发现税费改革后第三领域内松散脱节的治理结构和多重机制混合的治理过程在驻村帮扶下发生了明显改观。一方面,作为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中间型载体,驻村帮扶实现了国家与社会在村治场域内的上下贯通,塑造了紧密嵌合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依托于规范的公共治理规则和官僚化的治理工具,驻村帮扶又在实践中将多重治理推向统合,构建出正规化的治理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由国家驱动的治理形式虽不同于节省成本的简约治理,但却具有复归二元合一政社关系的结构意义,因而又为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迪。     

城区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分割及其矫治——以北京市房山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城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节点。我国城区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中,面临着治理空间、治理信息、权力体系、利益结构和文化愿景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房山区通过组团式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措施,对空间、权力、利益、文化、信息进行协调整合,逐步建立了具有高灵敏性、快回应性、广参与性的城区社会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要通过有机整合、精准配权、理念创新来规避治理实践中的机械整合、模糊集权和治理内差等诱发的困境。     

城市安置社区的吸附性治理及其治理成效——基于苏州市GT社区的田野经验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扩张,安置社区大量涌现,安置社区治理已成为时代课题。调研发现,城市安置社区治理呈现吸附性特征。地方政府以吸纳社区精英的方式建立起结构性的递进式层级治理体系,包括社区居委会以行政化和职业化为导向的正式吸纳、社区非正式组织的半正式吸纳、以激活社区居民参与为手段的非正式吸纳。在此机制下,安置社区治理呈现出治理重心下沉和政府兜底的治理取向,建立起了多元共治的快速回应机制和情法分流的二元融合机制,实现了安置社区的有效治理。     

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Social Mechanism of Urban Grassroots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the "Socialization Service of Grid Management" of Z Street in Shenzhen

Recently, grid-based management has drawn increasing attention as an important practical form of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hroughout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its research status in recent year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grid management in the bureaucratic system operation. It is essentially still a kind of governance technology, which stems from the grid management inherently following the administrative-based logic. In recent years, the grid practice of Z Street in Shenzhen reflects a new shift of governance paradig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ore of Party building, it has undergone a socialized logical evolution from the management orientation to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latter emphasizes more on focusing on new social needs, social services and social governance logic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ajor concepts of "major changes in society" and "increasing social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which promulgated b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This kind of "social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logic has become the core mechanism of grid management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practice. It constantly reconstructs the deep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ocal state and grass-roots society in the community, and promot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中的社区介入:必要、可能与实现

农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已上升为国家意志,多元共治已成为农村环境治理共识。现阶段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在实践操作层面存在参与意识薄弱、参与过程模糊以及参与机制缺失等参与失灵困境。不同于政府主导下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社区介入依托于社区自身具有的激励优势、民主优势与自治优势为公众参与提供有利契机,有助于化解公众参与失灵困境。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通过社区介入推动公众参与的经验诠释了公众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与强化系统等关键问题。有别于西方社会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模式,我国农村环境治理需要在政府推动下借助社区介入从宣传认同、公开互动与授权合作等方面提升农村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