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法修改后公诉阶段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权

律师法的修改,使我国长期以来确立的控辩双方关系及力量比对发生新的改变,对刑事案件在实体及程序上的要求更为严格,也对公诉阶段如何更好地履行案件的侦查监督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在应对律师法修改、加强公诉部门对公安机关监督权时,应结合当前司法现状,从我国国情出发,采取相适应的措施.确立公诉引导侦查机制;明确公诉部门对公安机关监督的效力.以积极的态度应对我国辩护制度的新发展,寻求新的控辩平衡关系.     

美国秘密侦查的强化措施——“9·11”后美国对窃听与电讯监视的变革

“9·11”恐怖袭击发生以后，“反恐”成为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为了加强对恐怖主义的情报收集，美国政府通过《爱国者法》迅速扩大政府窃听及电讯监视的权力。尽管一直受到民众的质疑，随后几年间美国政府仍采取一系列措施继续加强监视程序。     

当前中国反恐政策探析

“9·11”事件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反恐措施,但是面对日益严重的恐怖威胁,中国的反恐政策需要进一步完善。主要措施为:进一步加强国家间反恐合作,完善国内反恐立法,重点加强城市反恐,切实加强防范控制措施,妥善处理国内民族宗教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评估研究

运用法律评估理论,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对《反恐法》进行理论与实证二元评估具有重要意义。《反恐法》在实施中存在定位不够明确,独特价值并未体现;配套措施不健全,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反恐执法程序规制,执法混乱等问题。为此,《反恐法》需深化统筹各部门反恐法律规范,构建完整的反恐法律体系;坚定预防为主的反恐理念,凸显《反恐法》的独特价值;强化部门合作反恐,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孟加拉国反恐形势、挑战、策略及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孟加拉国的反恐局势不断恶化,以暴力活动为主要特征的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具有恐袭者低龄化、恐袭诱因贫困主导、网络恐怖主义深度演化、宗教极端思想不断蔓延等特征和趋势。为了打击国内恐怖主义,孟加拉国采取的反恐行动策略包括:制定修订反恐法律,成立反恐部门,确立反恐为第一要义;重视反恐情报收集,开展全球反恐合作;发动宗教领袖和群众参与反恐活动。孟加拉国反恐实践对我国反恐工作的启示意义主要体现在:完善反恐法律法规体系;坚持情报主导,由反恐处置转变为反恐与防恐并重;变革反恐模式,由精英反恐转向全民反恐;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由反恐本土经验走向多元合作。     

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以《爱国者法》为例的反恐法律评判

以安全与自由兼顾为评判标准,《爱国者法》是一部安全高于自由的反恐法律。具体表现为:禁止公民的表达自由,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软化司法令状,缩减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疆域;扩大侦查权力,挑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无限拘留权和设立军事法庭,侵犯了公民的正当法律程序权;监听、监视监管场所,妨碍公民律师帮助权的实现。     

《反恐怖主义法》中帮教、矫正制度的落实路径——解读《反恐怖主义法》第二十九条

201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下文简称《反恐怖主义法》)颁布并施行。该法共十章、九十七条,就我国反恐工作的原则、调查、处置、保障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其中第三章安全防范的第二十九条对恐怖活动中的胁从犯和尚不构成恐怖犯罪的轻微犯做出了帮教的规定,对服刑的恐怖分子进行矫正的要求。2016年3月22日的比利时机场恐怖爆炸案,对全世界的反恐工作又一次发起了挑战。面对日益严峻的反恐形势,如何有效地对胁从犯、轻微犯进行帮教?如何对恐怖分子进行矫正教育?这些问题必须重视起来。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结合我国的社会现状,可提出以下途径:明确落实主体,推广帮教、矫正一体化;丰富落实方式,推进帮教、矫正高效性;加强落实监督,推动帮教、矫正持续性。     

俄罗斯的反恐对策及借鉴

俄罗斯是恐怖主义犯罪的重灾区,其完备的反恐立法、全面的反恐措施、艰辛的反恐实践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反恐样本。与之相比,我国要加强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尚需要制定统一的反恐法,建立完善的反恐危机管理机制,实施“堵”、“控”策略,扩大国际合作。     

美国通讯监听立法的演进与发展

1968年美国通过的<综合控制犯罪和街道安全法>对通讯监听的条件、程序、方式及被告人的权利保护等问题做出了规定,以实现有效执行法律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先后出台了<爱国者法案>、<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以加强情报搜集工作,提高反恐和打击犯罪的能力.这个立法过程漫长曲折,在立法技术上也表现出严格限制和灵活处置的两面性,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立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教育反恐措施的展开及其审查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的预防性反恐策略要求在教育领域贯彻反恐的宣传,形成了教育反恐措施,即在教育领域,教育主体须承担反恐宣传的公法义务:《反恐怖主义法》第9条的“协助、配合、报告义务”和第17条“纳入反恐法治宣传教育”,体现着预防性反恐对教育领域的辐射。基于反恐与学校自治的价值考量,针对两种教育反恐措施所对应的不同法律条款,应以实质审查为核心,建立教育反恐措施的分层式审查构造:“协助、配合、报告义务”适用严格审查原则;“反恐法治宣传教育”适用宽松审查原则。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