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执政后的政商关系

政商关系一般被界定为“政府与企业财团的互动过程”。在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互动中，政商关系千丝万缕、复杂难分。探讨政治领域权力结构对于政商关系的型塑和企业涉人政治过程对制度环境的影响，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现实中台湾当局的决策并不总是符合公众的愿望；为什么部分体现公共利益的政府规制却出现低效率；为什么会出现当政者的腐败或以权谋私。岛内政党轮替后，以“反黑金”自居的民进党大权在握，不仅走上“官商结盟”的老路，积极建构新的政商关系，而且堕落的速度很快，成为台湾社会价值失焦、不断向下沉沦的重要原因。     

电商平台“二选一”的法律问题研究与辨析——以《反垄断法》为视角

在电商平台竞争日益激烈的当前形势下,平台间的各种手段层出不穷。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作为一种主要的竞争手段,对电商市场的影响巨大。本文从电商平台“二选一”法律问题的概述入手,讨论了“二选一”行为的界定、特征与规制必要性,之后总结了我国当前对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的法律规制现状与《反垄断法》视角下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完善路径,旨在为规范我国电商市场提出建议。     

控制腐败的域外借鉴——从2009年清廉指数排行榜谈起

腐败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肿瘤，对社会的危害极其严重。权力污染、信用污染和环境污染被称为中国社会的三大污染，而其中腐败又是与权力有关的最大污染。控制腐败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多年来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从国外廉洁制度和国家控制腐败的措施入手来探讨全球腐败控制的基本要素，可得到许多启示，并更好地借鉴他国经验，促进和完善我国控制腐败的制度建设。     

反腐与主义

<正>反腐败得民心,顺民意,在共识稀缺的当下,反腐无疑是最大的共识。但"腐败"一词的含义不够清晰。腐败的界定可以非常宽,它的原初含义是粮食变质腐烂(出自《汉书·食货志上》,"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引申为事物从原本纯洁的状态发生蜕变(英文Corruption亦为此意),在日常用法中,朋友一起吃个饭也可以说成"出去腐败一下";另一方面,腐败的界定又过窄,与贪污、受贿、挪用公     

非禁用性剧毒化学品的性质认定——由罗某非法买卖迭氮钠等剧毒化学品引发的思考

我国刑法第125条非法买卖危险物质罪中并未对何为危险物质做出明确界定。同时,两高针对毒鼠强等禁用剧毒化学品违规买卖泛滥的现象,于2003年9月出台司法解释规制此类问题。然而,此解释仅针对涵盖毒鼠强在内的五类禁用剧毒化学品做了规定,相对而言,规制范围过窄。针对具体案件,我们应具体分析该条文和司法解释的关系来指导类似行为的定罪量刑。     

经济法视角下应对大数据杀熟现象的解决路径

伴随互联网金融经济的飞速繁荣,从目前各大电子商务平台脱胎出一种以对用户消费喜好、消费水平等数据信息进行收集总结,从而随机浮动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对用户实行价格歧视的商业营销手段。这一行为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又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当前对大数据杀熟行为定性分析与规制路径尚存在诸多分歧。应当在经济法整体视角下探索其法律规制的方向。按照经济法学通说观点,价格歧视行为乃是大数据杀熟的本质,应尤其强调去规制具有垄断信息优势的经营者利用算法技术所施展的价格歧视行为。因此,可以在吸取域外经验的前提下,以完善执法依据、明晰经营者义务乃至保护消费者权益三个维度来规制大数据杀熟,以期达到对算法时代下的消费者权益的针对性保护与经济秩序的维护。     

论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公民精神

中国当代社会背景下的公民精神,不能缺少法治意识、参与意识、公平意识、宽容精神以及妥协精神等因素。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野看,公民精神具有社会资本的主要属性,对于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个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路径。     

基于刑法视域的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谣言犯罪法律规制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时代的便利与发展不断深化着人们的工作生产以及日常生活娱乐,但在享有网络技术便利的同时,也要面对其带来的双重影响。面对我国近年来日益严重的“谣言狂欢”和灰色获益地带,法律一直是社会规制的重要防线,但由于突发事件自身的特点以及网络谣言日新月异的形式,其规制和治理仍存在“落不实”的问题。本文在结合突发公众事件实际案例的同时,通过高度经验化、总结性的概括,提出对突发公众事件的网络谣言犯罪刑法规制的基本思路,完善网络谣言入罪标准,通过“三步走”形成良好危机事件管理,合理界定法定刑配置,为解决网络谣言规制难题提出了有效方案,以供行业相关人士交流。     

一方婚前财产在婚后收益归属之认定

婚姻法对财产关系的规制应当以人身关系为依托,注重对婚姻关系的维系。对于一方婚前财产婚后收益归属的认定,立法者应尽快明确有关模糊概念,实现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在目前没有明确界定相关概念的情形下,应当本着认可夫妻协力、重视婚姻共同体维系来解释有关条文。     

富人为什么更想离婚

离不离婚，取决于你手中持有的资本的多少，资本越多，越离得快；资本越少，越不敢离。这就是富人和穷人的区别。     

网络谣言刑事规制的困境及应对

互联网犹如“双刃剑”,它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添了一系列难题。近年来,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利用网络进行犯罪的行为日益增多,网络谣言犯罪更是层出不穷,网络谣言在虚拟空间里快速传播,会对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本文主要通过概述网络谣言的概念及特征,并对网络谣言犯罪行为进行界定,分析目前我国《刑法》规制网络谣言犯罪行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完善建议,以期运用《刑法》更好地规制网络谣言犯罪行为。     

信息异化的资本逻辑批判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支配下,人的生存方式被彻底改变了。通过控制以信息通信技术和新媒体为依托的信息网络结构,资本也在隐秘地改变着社会结构和人的生存状态,使人全面处于信息异化状态。对信息异化的资本逻辑批判,即是对信息通信技术、信息传播媒介因被资本控制而引起的异化现象的全面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信息商品化、劳动化和意识形态化背后的资本逻辑批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信息异化的消弭只能通过彻底消灭数字资本来实现。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数字社会主义的存在是克服数字资本内在矛盾的真正力量,它将成为信息公有化和消灭信息异化的根本途径。     

社会支持理论与腐败：影响腐败的结构性决定因素的再检验

腐败现象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并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像疾病一样流传，有着愈演愈烈的迹象。然而学术界对于腐败现象成因的了解却非常有限。2009年本文作者以及汪迈克（MichaelVaughn）合成多方收集的数据，运用整合式数理结构模型，首次对社会支持理论解释腐败现象的有效性进行了测试。本文应用最新数据，涵括了更多的国家，对于社会支持及腐败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再检验。结果和前文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唯一的一个不同点是，不民主的政府对于腐败现象有直接的影响力。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支持力度和对人本发展的投入是导致腐败现象的直接因素；并且缺乏监督制衡的不民主政府也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此同时，不民主政府还同社会的不平等一起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民主制度通过促进人本的发展，增强关乎民众福祉的社会支持力度，从而降低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而社会以及经济的不平等则通过减少人本发展以及消减社会福利（和支持），间接助长腐败。     

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关于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研究

在全球数字化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一项世界前沿的技术正处于迅猛发展的阶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由于人工智能涉及国际数据隐私保护、著作权国际保护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完善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一系列相关的国际法规制问题逐渐凸显,例如国际法对人工智能的规制滞后、国际法更新周期长、参与立法的主体有分歧等,影响了人工智能的国际法规制完善的进程。基于此,本文首先论述了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必要性;其次总结了人工智能对国际法的挑战;再次论述了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优化路径,包括以国际法为基本原则制定人工智能的人权宣言、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际法更新、促进国际法和其他国际治理方法协调统一;最后针对我国对人工智能国际法规制的应对提出了几点策略,以期推动人工智能的国际化发展,让全球社会能够共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共创数字化时代的美好未来。     

北京银矿

<正>人越年轻,记忆越廉价,对于社会一样如此。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社会依然太年轻。年轻人向前看,年轻的社会也是,年轻社年轻社会里的年轻人更是。人越年轻,记忆越廉价,对于社会一样如此。苏文的《北京银矿》这么火,但那只是他从垃圾回收站买回来的东西。这个法国人来到中国,认识了一个依靠回收废旧胶片提取里面的银来赚生活的小马,然后把小马回收的胶片按公斤买下,至今足有50万张。     

有多少腐败“重灾区”?

近日,随着两名部级高官因严重违纪被查处,腐败的窝案、串案、严重程度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其间的盘根错节、勾连往复迟早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似乎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词汇来形容此类腐败的"新意",发生这样的大案,倒是让人又想起了存在了多少年的一个腐败关键词——腐败"重灾区"。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及其困境

在社会转型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经济地位不断提升,他们不再满足现有的政治地位,而是需要谋取新的政治资源,将自己打造成完整的政治人,实现政治体系中的资源累积。现有的政治体系也在与时俱进,接纳一定数量的经济人士参与其中。通过参与,不仅创新了政治体制,拓宽了利益诉求渠道,也有利于他们增强社会责任感。但是,部分参与者以功利为目的,属于利益诱致性政治参与,由此拓宽了权力资本化的路径,使一些政治参与不负载民意,成了从事各种腐败活动的温床。同时,在制度性参与路径较为狭窄的情况下,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现象较为突出,出现了政治参与的争议与困境。     

国外注意建立健全“不敢腐”的监管机制

<正>当前,世界各国虽重视腐败监管工作,构建了不同形式、各具特色的监管机制,形成了一道道无形的"高压线",但是监管不力、腐败丑闻迭出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深入研究国外加强腐败监管机制的做法及其不足对中国构建严密、有效的腐败监管机制不无参考意义。一、基于政治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制度性腐败监管机制,遏制腐败寻租空间越老古等共产党执政国家多将反腐确定为国家战略,坚持党对反腐工作的领导,形成党、政府、司法、军     

当韦尔奇走进比尔·盖茨家

上期杂志我的《“上了轨道的腐败”》一文刊出后,有些朋友打来电话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先补充如下: 一、所谓“中国物质资本的累积快,而社会资本的累积慢”,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有体现。微观企业,重扩张而不重管理,重增长而不重发展,重规模而不重效益,重有形产品而不重无形资产,重资金而不重知识,重硬件而不重软件,大概都属于这一类问题;宏观社会,改革常滞后于开放的进程。有朋友指     

民主的社会资本理论:一个交易成本的视角

社会资本通过降低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来提高市场和民主的绩效。民主政治的社会资本应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能够降低民主政治交易成本的制度和组织资源,社会资本通过不断生产和再生产自愿性合作共同体和普遍性互惠规范在社会中形成普遍性信任,而后者正是协商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社会资本理论的结合,借助于交易成本的分析工具,使民主的社会资本理论在对民主的社会条件研究上,将可能提供比政治文化更有力的解释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