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与私权的平衡是一个法治原则

我国现行宪法已将实行法治和保障人权确定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治国方略.实行法治和保障人权意味着国家要以法律和制度规范公权力的行使,防止公权力滥用和对私权利的侵犯,在立法、执法和司法的运作过程中,必须坚持比例原则,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平衡,公益与私益的兼顾.……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刑事法保护问题研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呈现数据化、网络化与社会化的特征,从而影响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构成要件:犯罪对象从静态识别信息扩展到动态活动信息;犯罪主体从公权力机关扩大到私人机构;犯罪行为呈现多样化。这些特性也造成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刑事追诉中管辖确定、证据收集与保存、信息来源合法性证明的困境。从理性的角度反思,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构成要件亟需完善;刑事追诉中管辖、取证、证明责任等问题也亟需健全。     

行政法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制定原则

公共政策制定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公共管理的效果。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通常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公共政策制定实质上是公权力的行使,对公众之间的权利义务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公共政策制定应当受到行政法的约束。以行政法的视角,公共政策制定应遵循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民主化原则等基本规范。以行政法的原则约束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对于更好地制定公共政策至关重要。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权的反思与重构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撤回权是其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应有之义,是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利、减少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有效举措。但是,由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撤回权规制不完善,导致撤回权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主体不确定、撤回理由审查标准不清晰以及撤回后有罪供述能够继续使用等问题。对此,在全面分析现有制度基础上从撤回主体、权利限制、程序转换、撤回认罪认罚后的证据问题四个方面重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撤回权,对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增强被追诉人对诉讼结果的认同感及有效解决其滥用上诉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探析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公权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仅有公权力的保护是不够的，私权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不可或缺的，而且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和深度的不断增加，公权力保护的种种弊端也已逐渐显露，为了能够长久、合理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及时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私权体系。     

论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帮助权

在侦查程序中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的追诉,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应该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这已成为共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往往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聘请到律师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获得了律师帮助权。要想获得帮助权还要将律师帮助权所含的各项内容落到实处,否则当事人在侦查程序中就很难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隔空猥亵”入罪:如何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无形魔爪?

近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缐杰明确表示,“针对通过网络聊天胁迫女童自拍裸照等问题,最高检发布指导性案例,确立了无身体接触猥亵行为等同于线下犯罪的追诉原则,目前已累计追诉犯罪3000余人。”“隔空猥亵”再一次引发热议。近年来,互联网与未成年人的生活逐渐紧密。2022年《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中提及,未成年人上网普及率已近饱和。而早在《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就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1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6.8%,小学生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5%。     

反腐败如何“影响”经济

反腐，本是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红利。公权力与资本相结合，能在短时间里完成经济增长任务，创造出“经济奇迹”，但却是以牺牲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为代价的。其实，反腐管住了公权力，也就解放了经济。     

乡村征地场域中的权力、权利与秩序——基于浙东南某“问题化”村集体上访事件的个案分析

浙东南S村是当地出了名的上访村.多年来,由于政府公权力在征地过程中对村民私权利的漠视,导致失土农民上访不断,自治组织瘫痪,村庄治理困难.本文通过对S村农民集体上访事件的过程分析,旨在考察乡村征地场域中权力与权利失衡的现状,进而探讨在乡村征地过程中达到权力与权利平衡的途径以及乡村秩序重建的可能性.     

“三灰现象”值得反思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中不仅仅存在灰色权力，还存在灰色资本和灰色暴利。所谓灰色权力，是指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力，通过子女、配偶、亲戚或朋友等，在市场中或者暗地里．     

论“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性论断。这里就"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在治理现代化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其执政和行使国家公权力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宪法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党根据这种宪法地位长期执政,并直接行使一定的国家公权力。党行使宏观的执政权力和相关的国家公权力,在今天治理现代     

推动法治生态建设 促进和谐社会构建——上犹县推进法治生态建设的调研与启示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将生态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笔者认为,生态的广义是一切事物健康、美好的状态,它是当前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追求的目标。而法治生态正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一个全新课题,是指在政府公权力推动之下,以人民利益和宪法法律至上为根本原则,坚持执政为民、公平正     

试论“双规”的现实正当性

中国的政党制度与国外的政党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体现在宪法上的规定也不同.党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有问题的党员采取"双规"措施的权力,从性质上讲应当是公权力."双规"措施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对于"双规"措施应当运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进行解读.     

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研究——对新《刑事诉讼法》的评析

辩护律师的会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是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关键时期,此期间保障律师的会见权,有利于构造合理的诉讼结构,促进律师辩护职能的实现,从而更好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基于会见权特别是侦查期间的会见权对于被追诉人如此独特的价值,会见权可谓是整个刑事辩护的基点。然而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后,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我们有必要在立法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以期真正解决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难的问题。     

经济法视角下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让市场主体充分享有经营自主权。公权力对保障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在防止市场主体滥用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应防止公权力的扩张对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的侵害。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结合现行的经济法律制度,依照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之"法不禁止即可为"与政府干预"法不授权即禁止"的原则构建市场主体利益平衡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以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为切入点

2018年10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目前刑诉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被追诉人的自愿性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导致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发挥应有效果。认罪认罚被追诉人自愿性的实体判断标准应当结合主客观方面,实践中自愿性的阻碍因素主要在于沉默权制度、证据公开制度和律师辩护制度等自愿性保障制度的缺失及不健全,以及撤回权、程序回转机制等被追诉人权利救济途径的缺失。当前,在制度保障层面,应当明确被追诉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完善被追诉人知悉权,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在权利救济层面,应当赋予被追诉人撤回权,建立程序回转机制,以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严防资本向政府公权力渗透

正对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来说,如何防止政府官员利用国家公权力寻租,防止资本向政府公权力渗透,是非常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对于资本和公权力的勾结,中国执政党高层并非没有意识到,舆论也并非没有进行批评。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面被解决掉,一面又新产生,似乎很难断根。这有三个基本原因。第一,用行政权力来管理社会和主     

论和谐社会的“质”与“量”

对于和谐社会的认识,不但要重视量化指标,更要注重质的把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对其主流意识形态、执政党建设、社会制度以及环境因素等方面,在追求数字化指标的同时,一定要对其“质态”的要求有清醒的认识。     

让权力成为“领导工具”

<正>严以用权是"三严三实"的重要内容,是"三严"的关键所在,是对掌握公权力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核心要求。权力具有强制性、利益性、可交换性、扩张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曾说过,"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怎样让权力不被滥用?就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历史告诉我们,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     

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机制检视与制度优化

提前介入机制是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就“相互协助、相互制约”职能发挥的重要制度安排。虽然该机制对于提高职务犯罪办案质量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机制的运行上仍存在职能冲突、制约不足、操作不规范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明晰提前介入机制中检察机关的协作原因，分析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制约困境，知悉提前介入的规范性难题。在此基础上，明确监检两机关职权定位，构建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具体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配套保障体系，以最终实现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