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凉山彝区某县调研为基础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是其中的一大民族种群,由于民族发展的特殊性、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德古调解机制”,调整着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凉山彝区,“德古”调解在化解本民族的生活纠纷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法律援助解决机制也在彝族地区得到适用,那么,在解决彝区法治问题上该如何将德古调解机制和法律援助结合,值得深思。     

世俗权威与纠纷解决：法人类学视域中的“德古”现象——以凉山彝族地区为分析对象

本文采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以凉山彝族地区纠纷调解人＂德古＂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多元法律文化背景下彝族传统法文化存在的必然性,指出凉山彝族＂德古＂是彝族传统法律文化的代表者、彝族地区纠纷调解人。＂德古＂的存在实现了彝族法文化和国家法关系上法治资源的整合,进而维护了社会和谐。     

市场经济体制下凉山彝族家支、习惯法与彝区社会治安问题研究——以彝族聚居县美姑、昭觉、布拖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凉山彝族地区的家支聚会不仅频繁,而且规模大,家支聚众打砸抢案件呈上升趋势,影响了彝区的社会稳定;民间纠纷一律由民间调解员按传统习惯法进行调解,习惯法的使用频率高,因而其消极作用也更加明显。文章对因家支、习惯法引起的彝区社会治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策。     

峨边彝族习惯法存在的必然性分析

国家法的适用还无法全面覆盖所有的彝族村寨,彝族农村地区还保留着以彝族习惯法通过民间调解的方式解决所有纠纷。峨边彝区社会经济结构状况、传统的惯性、文化的因素、纠纷解决的成本都是彝族习惯法客观存在及有效运行的重要原因。     

凉山彝族习惯法探析——以普雄地区习惯法为重点的考察

以普雄地区习惯法为考察重点,介绍凉山彝族习惯法的概念以及普雄地区习惯法的具体内容,剖析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特点和作用。凉山彝族习惯法在弥补国家法的不足,维持社会秩序以及传承彝族法律文化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并发挥其积极作用,努力克服其消极影响,从而在凉山彝区社会中实现法治现代化与传统法文化的和谐发展,推进民族法治建设。     

彝族传统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现代价值

彝族传统社会的纠纷是通过德古调解而获得解决的,它是一种没有法院的秩序。而现在,旧的权威逐渐削弱,新的权威没有建立起来,纠纷解决呈现断裂。解决这个问题,要在适应彝族纠纷解决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建立调解、行政解决和诉讼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中心治理视角下凉山彝族家支治理经验研究

家支是凉山彝族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一种典型的血缘维系的自主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具有凉山彝族特色的社会组织与管理经验。从以多元主体为核心的当代治理变革背景来看，家支治理经验对凉山彝族乡村治理具有历史合理性与民族认同性的价值，也存在一些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弊端。借鉴社会科学中一个崭新的理论一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家支的治理经验，可以为建构凉山彝族乡村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作出有益探索。     

彝族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的重构

凉山彝族有着本民族特色的调解机制。拟从彝族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重构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在彝族纠纷调解机制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提出整合民间纠纷调解的资源,推行多元化调解机制,构建大调解格局。对进一步完善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新型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社会组织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价值研究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社会治理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政治文明的培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社会治理创新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民间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所具备的资本实力雄厚、资源动员能力强、协调能力过硬等特点,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他与政府部门彼此协作,与广大群众直接接触,有利于解决好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水平。社会组织参与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既有极大的必要性,又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     

简论凉山彝族的"德古"调解制度

凉山彝族“德古”调解制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至今在彝族人的法律生活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根据作者田野工作获得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展示出“德古”在解纷中对规范运用的充满人性的真实过程,德古们高超地融情、理、法于一体的法律艺术,出色地维护了彝区的社会秩序,不仅表明德古制度的重要功能,同时也揭示出彝族人的法律智慧及其创造性的精神价值,这对于当代司法制度改革富有极大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的实践研究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治理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改善民族地区治理效果的重要理论基础。基于此,以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作为研究对象,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的主要内容,分析当前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结合阐述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观在民族地区的实践与应用。     

“侗族合款”研究

"侗族合款"是古代侗族社会独特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组织形式,是维系侗族社会运转的重要机制,具有规范个体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形式完整的侗款已经消失,但是"款"作为一种"活"的文化,并没有完全消亡,只是其表现形式发生了演变。对侗族款制度的变迁进行合理的分析和揭示,有利于深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治理资源和治理方式的认知,有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传统法文化的断裂与现代法治的缺失--少数民族农村法治秩序建构路径选择的社区个案研究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自治县十里村乡所辖的平安寨,是一个"红头瑶"世居的村落.历史上的平安寨主要依靠其以寨老制度为核心的村落社会控制系统维持社会秩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平安寨的传统法文化出现了断裂,社会控制系统功能衰弱,而国家法的实施又不尽如人意.国家法与习惯法不能良性互动,致使该地区社会秩序和治安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因此,需从公权力机关合理性基础的建立、民间权威的整合、国家法建设的完善三个方面来解决平安寨的问题.这是一种从民间、国家两方面努力建构少数民族农村法治秩序的路径.     

Transnational Ties,HIV/AIDS Prevention and State–Minority Relations in Sipsongpanna,Southwest China

This paper depicts the transnational ethnic and religious tie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and examines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for state–minority relations in Southwest China. It documents how transnational ethnic and religious ties facilitate cultural revival among the ethnic Dai people in Southwest China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Buddhist networks on local governance. In particular, it portrays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 and the Buddhist Sangha on social issues such as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are.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state is mo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transnational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when the latter can help improve local governance and gen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y do not challenge the state's ultimate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文化自觉与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的生态环境大多比较脆弱,地方经济发展缓慢,但传统文化的保持则相对完好。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急剧推进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的生计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日趋凸显。只有秉持文化自觉的理念,积极探索民族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才能焕发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互进研究

家风是传统农业时代维系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基于传统社会结构显示独特的伦理约束与治理优化功能。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生态、主客体等发生结构性变迁,乡村治理模式亟须适应性调整与革新,家风及家风建设也需现代化转型与重构。这种现实情境下,湖州南浔区通过"最美家风+"建设,链接并作用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等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要素,推动了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协同互进、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但从南浔实践看,仍需从构建乡村道德共同体、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提升治理平台实效性、打造家风指数标准等具体策略上进行统筹,进一步优化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的互进路径。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我国民族关系走向

民族关系走向是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化加速、市场经济成为人们共识的社会转型时期更是如此。为确保社会平稳转型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的要求,与时俱进地调整好转型时期的民族关系;通过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的提高逐步推进我国民族关系的交往交流交融,在逐步淡化公民族群意识的基础上形成国族意识,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     

县域社会经济发展与府际关系的调整——以金华—义乌府际关系为个案研究

县域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传统府际关系的矛盾冲突,从经济关系、行政关系和治理关系这一三维分析框架剖析这一矛盾冲突,能有效解释地方府际关系变迁与发展的逻辑。金华—义乌府际关系的典型案例可以得出三个结论:(1)合理的经济关系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它不仅仅是单向的辐射关系,而且更是双向的对流关系。(2)科学的行政关系必须回应权力运行的规则,它不是单一的行政管辖,而是双方的权力互动。(3)和谐的治理关系必须基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不是单边的各自为政,而是双边的利益共生。惟其如此,地方府际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长效的制度安排,并为地方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永续的制度支持。     

撤镇设市:经济发达镇有效治理的逻辑

经济发达镇在法定职能范围内无法满足于现实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的需要时,逐渐涌现的非制度化强镇扩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撤镇设市通过强镇行政级别的提升,实现权力、资源下沉以及政府行动空间合法性的获得,使得实质政府的有效治理成为可能。撤镇设市后,市级政府在法律依据和资源依托的归位前提下,治理实践呈现出差异性特征。研究发现:当下撤镇设市给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治理资源下沉、治理体系扁平化、政府机构简约化、区域协调治理等新机遇,为实现实质政府的职能归位必须坚持有效治理的持续性、服务性、协同性、公共性。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问题及其治理策略

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构想,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中缅边境村寨边民流失大致可分为边民自发迁移和政府主导下的易地搬迁,其外流不仅受到当地各种推拉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与边境地区地缘、族缘跨国社会网络密切相关。边民流失导致了边境虚空与守土乏人,当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遭遇困境,边民社会传统秩序瓦解,跨境外流的边民面临境外宗教渗透风险,以及伴生性的跨境婚姻、拐卖妇女、贩运毒品、艾滋病蔓延等相互交织的社会问题。政府主导下的村寨治理应包括形塑边民守土固边的职责意识,改善边民生活质量以增进边民福祉,提升边民的综合素质与抵御潜在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