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本质主义批判

反本质主义及其引发的“后现代思潮”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思想历程以后,其自身存在的问题已日益显露,身处“后现代”文化语境的哲学面对这种“否定之否定”,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其加以扬弃,即在其营造的“多元普遍主义”格局中,既怀有普遍性理想,又不固守排他性立场,以此对现代哲学的话语与知识形态作准确把握。     

本体悖论与文艺理论的本体论反思

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构成了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演进模式。如果说文学研究中本质主义掩盖了文学的本体问题,文艺理论的本体论反思则建立在悖论逻辑的基础上,认为文学的本体即悖论,文学理论必须以悖论性差异为基础。文学本质构成了决定文学是其所是的根本依据,探求文学活动的内在规律、寻找文学的本质属性则成为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文学活动不过是这一本质规律的模仿与体现,引发争论的仅仅是这一本质究竟是什么,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通过对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以捍卫文学活动的自由。     

论对当代文学理论反本质主义的批判

文学理论不去研究文学现象而去建构一些与文学无关的“宏大叙事”成为文学研究界之通病。由于本质主义遵循这种思维方式，将文学艺术理解为存在普遍规律，从而使文学理论陷入危机边缘。而反本质主义则简单的将文学理论危机归结为本质主义的思维禁锢．认为只要摈弃本质主义便能化解文学理论危机。但对于文学理论危机而言，它的根本动因在于文学形式为获得合法性，不得不在政治意识形态叙事模式下做出文学妥协．显然．反本质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存在纰漏。笔者认为如需要化解文学理论危机，第一，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元叙事模式，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禁锢。第二．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构建多元本质论。     

波普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困境

反本质主义是波普的一个重要理论取向 ,这一思想成果的独创性和新颖性 ,对证实原则和本质主义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批判意义 ,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路标。然而 ,如同他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一方面批判泛自然主义 ,一方面批判反自然主义 ,却没有为自己的证伪主义找到一个切实的立足点一样 ,在反本质主义与反工具主义的“二律背反”中也陷入了无法回避的“困境”。     

反本质主义批评话语——论中国当代小说批评的后现代性

“反本质主义”既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基本质素,也是中国后现代小说批评话语的根本立场。“反本质主义”批评提出的直接目标在于颠覆现代性的“本质主义”文学观,倡导所谓“反本质主义”的文学写作。依据这一批评观,90年代中国小说被阐释为对没有“本质”的生活现象的直接书写和不顾一切的文本生产。中国90年代后现代小说批评话语的“反本质主义”倾向充分体现在陈晓明所使用的“现在主义写作”、“仿真叙事”和“欲望化叙事”三个术语之中。     

对于知识客观性的思考

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精神或传统就是对知识客观性的追求。尽管在怀疑论的推进下,西方哲学经历了几次范式的转变,由对于本体论的范式最终完成了语言的转向,但其基本精神仍是柏拉图主义的,即本质主义。而实证主义在自然科学的启发下虽然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式的思辨方式,试图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去探究知识,但在目标上仍没有真正放弃本质主义。本文通过对以上两种哲学观点的分析试图揭示出本质主义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应追求超越于人类认知范围之外的所谓真理。而后期语言哲学给我们展示了一条本质主义之外的道路,通过对于语言的分析揭示出我们实际上无法超越我们的语言,因为无论从个人的知识构成还是人类的文明都蕴含在语言意义之中。哲学的目的不是要试图达到对于语言背后本质的把握而是要揭示语言本身丰富的意义,只有更好的理解语言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     

是文学学,还是文艺学——对一个基本问题的追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在反思文艺学学科的论争中,主张回归文学学的学者揭露了已有文艺学研究的文学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没有走上克服文学中心主义的正路;以文学学代替文艺学体系而又依然将该学科称为文艺学,无疑把文学中心主义推向了极致,这不是矫正,而是错上加错。因此我们有必要矫正文学学对文艺学的僭越,与此相应,重新出发的文艺学建构也应警惕本质主义的复辟、宏大叙事的异化以及文学中心主义观念,让文艺学真正回到多元共生的文学艺术本体。     

完美的假定:对全球化理论的一种语言学分析

全球化理论是一种庞杂的理论体系 ,而本质主义预设是其理论基础。全球化的话语是用一种“循环推定”方法得出 ,并通过话语膨胀策略形成的。如果这种预设遭到证伪 ,即“全球化”理论的合理性就变得暧昧不明。“全球化”的意义不能从自身析出 ,只能从结构差异中凸显。     

论本质主义思维与人的形象的抽象化

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这种本质去解释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思维范式。本质主义思维的弊端汇聚成一点,那就是把丰富多彩、复杂多样、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简化成了一种死气沉沉、井然有序、僵死不变的确定性世界。用本质主义思维方式来看＂人＂,所看到的是一幅幅抽象化、实体化的形象。为了改变人的形象,我们需要改变认识＂人＂的思维方式。     

技术本质主义与技术建构主义的分野与融合

技术本质主义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本体上的"一维主义"、价值上的"空位主义"和历史上的"虚无主义",而技术建构主义则从社会具体情境出发对技术本质主义的三个特质进行了全方位的解构。将技术本质主义和技术建构主义对比起来分析,不仅可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对立与统一,更主要的是可以以这两种理论互为补充进行技术哲学的相关研究,这对于技术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学理论:从教学形态到理论本体探讨

探讨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本体问题 ,可以从文学理论的教学形态入手。在我国现行文学理论教学形态中 ,其学科概念、范畴所指存在着一些习惯性的理解与表达错误 ,导致文学理论与文学发展史、文学批评相分离。文学理论的理论活力减弱 ,使其逐渐成为知识汇编。重建文学理论学科 ,改进其教学形态 ,其思想基点是深入探索文学理论赖以生存的哲学美学资源和文学构成本身。文学理论首先是一种“理论” ,思维与方法是其不可缺少的特质 ;然后是关于“文学的”理论 ,必须紧扣文学本身进行言说。     

浅议狄德罗美学、文艺理论的哲学思想

本文从新的角度,阐释了狄德罗在论证美的本质问题以及文艺创作理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并揭示了这种思想在当时美学、文艺发展进程中的创造性意义.     

文学史的第二重存在--论文学史实践

文学史的存在是两重的首先是客观的、原初的文学史;其次是经由文学史家们理解和阐释的文学史,即文学史实践.文学史实践所具有的历史与审美属性之间可谓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且处于特定的三维时空之中.文学史有文学和思想两条叙史线索,其著述形态和语式主要有重历史、重逻辑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三种.     

论现代公安高校图书馆的读者教育

从创造性思维的培养、综合知识的学习、信息素质的培养三方面,论述了公安高校图书馆在读者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了公安高校图书馆对大学生读者进行教育的措施。     

文学物质形态与文学语言观念探微

没有物质形态文学便无法作为现象存在 ,文学的物质形态对文学本体会产生重要影响。构成文学物质形态的真正因素是语言。文学语言是一种一体双向的意象语言 ,它以话语方式出现 ,能用生动的感性外观和丰富的理性内蕴体现文学的审美本质 ,其根本特点是能够唤起人们对具象的直感 ,同时又使语义不断拓展 ,最终通过共时的具体化和多义性使之与非文学语言拉开明显的距离。深入探究文学物质形态与文学语言 ,对于正确理解文学意义重大     

文学作品与法律意识的培养--也谈“法律与文学”

"文学"与"法律"是一对相互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概念,"法律与文学"也是法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视角。从文学的角度浅析"文学"与"法律"之关系,并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探讨其对人们法律意识培养的影响与可借鉴性意义,无疑是选择这个视角的必由路径。     

苗族文化中的数学智慧——兼谈与古典数学的共通性比较

借鉴人类学和数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深入苗族聚集区域访问调查,整理苗族生活中所用的基数、序数和相关运算、度量衡和几何知识的运用,以及数字习俗文化。发掘苗族生活中形成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包括数学符号化、"筹算"中的推理过程和随机思维决策模型等。对苗族文化中的数学与古代典籍《九章算术》、《几何原本》和《周易》的共通之处作初步的探讨,促进多元文化的健康发展和交流、融合。     

新时期安徽电影文学事业的回顾及当前启示

新时期以来，安徽的电影文学事业取得了辉煌业绩，是“文学皖军”崛起的标志性成果。进入21世纪以来，安徽电影文学事业没有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进入低谷。安徽文学界应当借鉴鲁彦周等先贤的实践经验，革新题材，改进创作手法，同时树立全国意识，努力把握最新创作动态，加强与全国电影界的交流合作，争取再次进入全国电影文学创作的前列。同时建议安徽省有关部门出面组织，在安徽设立全国电影剧本交流基地，建立优秀电影剧本奖励机制，跃升安徽电影文学的创作水平，进而带动整个安徽电影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谈《孙子兵法》在侦查讯问中的应用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其中一些重要的斗争策略思想在今天的侦查讯问实践中更是得到了广泛运用,而避实击虚的策略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分析了《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避实击虚思想,并就其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进行了一些探讨、提出了若干具体的运用方法。     

Links with the past: mainland China's online literary communities and their antecedents

This article compares Chinese literary journals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ith a Mainland Chinese literary website from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In both these periods, literary practice underwent significant changes as a result of major changes in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texts. Five aspects of these changes are examined: the mixed media environment,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authors' identities, engagement with social issues, community build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serious literatur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a very traditional Chinese view of literature as a socially embedded act of communication continued to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both periods, and was even further enhanced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the new technologi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both types of publication appeal(ed) to large readerships, it is argued that it is not helpful simply to consider them as ‘popular literature’. Both the journals from 100 years ago and the website of today represent literary communities that share a serious view of literature, albeit one that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familiar New Literature paradi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