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角下我国社会治理路径探析

"社会治理"一词首次正式出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反映出新时期党和国家在治国方略理念和思维上的重大转变。在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如何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通过进一步梳理"治理"与"善治"的本质内涵,对社会治理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在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最后,文章以"善治"为视角,指出在未来我国社会治理过程中,需要做到:建设成熟的公民社会、建设"善治"的政府、建设"善治"的社会、完善法治和制度建设,为社会治理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社会治理视阈下加强社会心态建设探讨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社会心态出现了失衡,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迫切需要高度关注、积极引导社会心态建设,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变动规律,建构理性精神,消减弱势心态,积极培育健康心态。     

加强民政能力建设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民政部门作为主管社会民政事务的政府组成部门,在社会服务中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建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自治功能不断完善,从而加强民政工作创新力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建立社会治理长效机制。     

深入推进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政治、社会面临着一系列转型升级的问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逐渐不适用于现在的环境,政府的强制性管理亟须转变成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社会矛盾预防和化解机制探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在增强社会活力的同时要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和谐的社会治理环境不是杜绝矛盾冲突,而是拥有各种能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的体制和机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要求,应从维护群众权益、畅通利益表达、心理疏导、矛盾预警等方面构建预防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同时基于矛盾的普遍性,仍需不断健全多元矛盾化解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总之,应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     

人社系统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践与探索

当前,我国正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这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发展时期。在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逐渐凸显,政策领域特别是民生领域的政策面临日益复杂的社会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上多次强调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以下     

加强制度建设 从源头上保障社会公正——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度反腐”的哲学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制度反腐"做了科学部署,确定以制度建设为抓手规范各方面的权力运作,目的就是促进社会公正,推动国家治理向着更加科学、民主、透明的方向发展。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促进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安定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     

积极预防与有效化解: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我国行政纠纷的实质消解战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的发展战略。社会治理方式由社会管理创新到社会治理创新的革命性转换既表明了实现行政纠纷实质消解的紧迫性和正当性,也为确立行政纠纷实质消解战略提供了全新的双重维度:导正人心以实现积极预防,健全制度以实现有效化解。由此才能形成便民、协调、公正、有效的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的思考

当前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而且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创新社会治理,要从观念上完成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     

法治中国下的法治社会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自我国提出法治建设以来,初期偏重于自上而下的法律体系建构,忽略了社会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的培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法律工具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是为了应对国家治理资源的缺乏,更重要的是为了培育公民精神特别是法治精神。在这一背景下,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尤其是法治社会的依法治理应提上日程。     

当前背景下的治安学研究方向探析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及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和治安学二级学科设立的背景下,治安学研究方向应涵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中涉及到的治安管理问题,满足法治中国建设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在公安学确立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治安学二级学科的建设非常迫切,治安学研究方向的确定有助于建立治安学学科体系。     

公民法律信仰培育视阈下“法治中国”之建设略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号召。而公民信仰法律是建成"法治中国"的必备前提,也是"法治中国"真正建成的客观表现。一定意义上讲,"公民信仰法律"与"法治中国"是同义语,二者相互促进、相伴而生。当前我国一些公民并没有完全对法律产生信仰,最重要的原因是法治各运行环节的建设还不够完善、法治赖以依存的社会条件建设仍比较滞后。梳理这两个方面建设的具体要求,以推动我国公民法律信仰培育工作和"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     

围绕七个重要环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眼于我国发展和改革的全局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毫无疑问,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未来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到2020年,我国能否实现改革与发展的预期目标并取得决定性成果,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     

以经营理念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经营理念引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有助于理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关系,提高大学经营的自觉性以及办学效益和办学水平,有利于探索适应中国大学发展的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达成公民认同 凝聚社会合力——评《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公民认同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人民团体的作用,齐心协力推进改革。凝聚社会合力,才能团结全体人民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只有统一人心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政治社会化是通过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的传递,培养一定社会需要的合格政治公民的过程。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冰在其博士论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社会和政府的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在社会治理创新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把社会组织纳入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做好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从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中广大统战成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管理思想及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被提到国家治理的层面。尽管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具有本质的区别,但两者之间具有传承性和连续性。因而,对马克思经典作家社会管理理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其中关于国家职能与社会管理、公共需求与社会管理、党的领导与社会管理、公共权力与社会管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管理等问题的研究,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和理论资源。     

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开启法治中国新征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维护宪法权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总体要求。文章就法治中国的目标以及如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行了诠释。     

论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党建理论的又一与时俱进。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的根本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夯实党自身建设和党执政治国的制度基础,其关键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策部署,围绕目标、突出重点。     

统一战线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商民主功能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作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国家治理思路和方式的重大转变。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统一战线"的协商民主功能在此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发挥着协商、参与和监督等作用。在社会治理进程中,协商民主进一步获得了制度化、规范化与实效性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衔接,积极推动着社会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