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起诉主体——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之不足及完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对起诉主体范围之界定不够科学，且未对起诉主体顺位作出安排。在起诉主体范围方面，检察院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应予以保留；“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过于狭窄，其他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也应享有起诉资格，从立法协调性角度考虑并与首次确定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民诉法》第58条第1款保持一致，应将“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改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家网信部门不适宜提起诉讼，也不拥有确定起诉主体之权力，故应删除“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之表述。在起诉主体顺位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检察院列于首位，这一做法与《民诉法》第58条以及《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13条之规定不符，也与检察实践之具体做法相悖；应遵循检察谦抑性之要求，坚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第一顺位、检察院第二顺位之起诉主体安排；且检察院在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均应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在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之间，检察院应作何选择或会作何选择，值得关注。     

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困境与破解

随着信息化社会发展,我国明确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但在个人信息保护实践中,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受案范围模糊、起诉主体范围与顺位不明确、诉讼请求适用不完善等。对此,应当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合理拓宽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受案范围。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能动履职,高质效办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案件办理中合理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等诉讼请求。     

个人信息领域消费欺诈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探索与实践

检察机关应结合具体案情确定提起的公益诉讼案件类型。从检察机关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初衷分析,为消费者提供正义正是公益诉讼替代性和补充性的价值体现。针对非法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并进行消费欺诈的行为,检察机关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可以加大对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和权益行为的惩治力度,维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对惩治和预防该领域严重违法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探索与发展

个人信息具有保护和利用的双重需求，实践中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多发频发，个人信息保护法设立公益诉讼条款，有利于更好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专业性、流动性，司法实践中存在民事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标准不明确、调查取证难、制度供给和理论支撑不足、多元共治合力不够等难题，检察机关应当切实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积极探索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责任认定规则，加强对公益赔偿金的管理使用，促推个人信息保护法各方责任主体衔接协作，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统一正确实施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本质及相关问题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的分析

在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中,行政机关是针对生态损害诉请义务人赔偿,义务人所应当赔偿的,是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造成的生态环境利益的损害,此类诉讼具有明显的公益属性,其本质仍然是民事公益诉讼。另一方面,此类诉讼与社会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又存在一些差异,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带有一定特殊性的一类诉讼。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定的程序规则大部分可适用于此类诉讼。应本着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开展的原则,处理政府提起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社会组织、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关系。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与刑事检察衔接问题研究

为全面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与刑事检察必须做到有机衔接。衔接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进行优化。实体上,应当加强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的正反向衔接,完善刑事犯罪与损害公益的责任衔接;程序上,应当健全完善案件线索发现和共享机制,提出多元化诉讼请求,注重统筹“恢复性司法”与“风险预防”。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等外”领域的规范拓展及保障机制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公益保护为宗旨，公共利益作为提起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条件，首要任务是框定其实质内涵，但对其采取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举步维艰，可通过概括其所具有的学理特质，列举体现公共利益的情形，将不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予以反向排除的方法进行综合界定。在实践领域不能过度强调公益保护，不可将检察机关监督职权范围外的，或不应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救济的利益以公益诉讼加以保护，须科学确立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合理界限。践行“等外”领域案件范围的拓展，需要同步反思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起诉主体、诉讼程序以及诉讼请求等方面的规定，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的途径、调整诉前公告程序并创新配套诉讼请求等保障机制，以确保规范拓展后的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在国家现代治理中发挥更大实效。     

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目前以消费者为主体创设的惩罚性赔偿规则难以彰显检察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导致各地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办案实践差异明显，影响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促使检察机关提起食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适用惩罚性赔偿请求权兼具形式和实质正当，检察机关适用正当性仍有待法律明确授权，适用条件相较于消费者提起的惩罚性赔偿应更加严格，从兼顾损害填补与制裁惩戒双重功能角度出发，应区分与私益诉讼不同衔接情形，优先确保特定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全面维护。     

论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组织和领导地位

本文认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该由检察院负责,检察院在整个过程中起组织和领导作用,可以指定律师等其他公民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代理人,也可以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亲自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的必要性和路径分析

随着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已经逐步成长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定盘星”“压舱石”。但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推进，缺少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的弊端逐渐显现，已经阻碍了公益诉讼健康发展。从检察机关宪法定位、公益诉讼基本性质和公益保护实践需要出发，有必要先行对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待时机成熟，各方共识进一步形成后，再适时制定公益诉讼法。     

检察公益诉讼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在级别管辖制度的规定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应在相关立法中明确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由基层检察院管辖。而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可能会带来检察机关之间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案件发展上的不均衡问题。在深化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背景下,检察公益诉讼跨行政区划管辖可以分为“省内跨”和“跨省”两种模式。就前者而言,可以具体分为“横向模式”和“纵向模式”;就后者而言,需关注案件范围、诉讼体系、体制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浅议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办案方式

检察机关应当针对文物损害的具体情形，统筹发挥行政和民事公益诉讼职能。在履职过程中，注意区分文物保护与其他领域公益诉讼的不同特点，在行政机关履职认定标准、民事公益诉讼“先诉者优先”、文物损害评估鉴定以及与文物行政执法的衔接等方面加强探索，立足办案，构建文物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高质量实现文物公共利益保护的目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停止侵害责任适用研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预防功能通过停止侵害判决实现。停止侵害判决应适用于未来行为。停止侵害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行为损害社会公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执行法律义务的公法诉讼,停止侵害判决应以相应的行政法律规范为基础并考虑司法的特点。法院应当同时适当兼顾行政机关的思维,广泛收集与行为和后果有关的信息,使判决不受原告诉讼请求的束缚。对于行为已经实施的情形,法院可以站在行政机关的角度预先拟制一个行政决定,然后再结合司法的特点调适得出判决内容。对于行为尚未实施的情形,当行为已经获得准备阶段的行政许可时,法院应依照行政法律规范对该许可进行审查并作出以未来行动方案为内容的停止侵害判决。     

地理标志公益诉讼保护问题探析——以“西湖龙井”地理标志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案为例

地理标志是一种由自然或人文因素决定的、具有产地和品质识别功能的知识产权，由于立法不统一、保护力度弱，存在侵权行为频发、维权成本高等问题。由于“西湖龙井”等地理标志涉及区域公共资源和地域品牌形象、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经济秩序和同行业生产经营者利益等公共利益，同时其集体垄断权属性和开放性特征，可能导致“公地悲剧”，亟需检察公益诉讼对其进行必要保护。应当从完善地理标志法律制度体系、将地理标志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妥善选择检察公益诉讼的介入路径等方面加强对地理标志的保护。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发展进路

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独特的价值，可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防止知识产权制度的异化。目前，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范围仍然较为局限，未能充分回应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需求。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应坚持谦抑性原则，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扮演补充性角色并严格依法提起诉讼。数字平台的知识产权垄断、数字技术引发的新型侵权行为以及侵害公共领域的行为，应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的最新面向。在现实进路上，应以类案思维为指导，总结新型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类型；以标准思维为统领，制定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标准；以利益衡量为核心，科学设定知识产权检察公益诉讼请求。     

论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的审判模式:以对抗制为中心

伴随着检察公益诉讼公诉化趋势在理论上的完善与实践中的推进,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模式出现了非诉化与职权化的倾向。鉴于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以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审判的主体,以现有的的民事程序作为审判构架,二者关系如何相互调整,以实现顺利衔接,是公益诉讼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比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以对抗式审判模式作为主要的改革方向,“公诉”特性相对较弱的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适用对抗式审判模式方面,理应存在更大空间。在对抗式审判模式的语境下,法官消极是作为其裁判中立的表像,诉讼力量平衡以求程序公正是其核心的追求,因而此处强调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的对抗式审判模式,与检察机关对检察权能的强化发展并不矛盾。同时由于检察机关的特点,反而可以使对抗式审判模式的缺陷在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治愈。     

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构想

正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其第55条规定:"对环境污染、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规定对检察机关支持、督促及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价值     

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化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通过民事诉讼实现公共利益已经突破了传统民事诉讼以保护私益为本旨的目的追求,由此带来了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的新发展。除了承认纯粹的私益诉讼对实现公共利益的作用外,各国相继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民事公益诉讼形态:保护扩散性利益和集合性利益的私人公益诉讼、实验性诉讼、民众诉讼、团体诉讼、检察院的民事公诉以及政府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等。     

关于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几点思考

维护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遵循的行为准则之一,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检察监督不仅应当贯穿于法的运作的整个过程,还应当存在于社会性的非诉讼监督.目前,我国检察监督以刑事诉讼法律监督为主,但是监督的普遍效果却不容乐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以《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为契机,赋予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力,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以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     

检察机关在消费维权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甚至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时有发生。本文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受侵害的公共利益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予以救济是解决该问题的方式,也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文中对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的概念、特点及检察机关提起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和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