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研究述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论题之一。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围绕二者结合的必要性、可能性、结合路径与方法等论域展开了深入探讨。但研究中还存在些薄弱环节,如对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挖掘以及对二者结合的历史考察等,这些论域的思考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选择的重大转折

经过＂五四＂文化选择,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步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新的文化选择与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传播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帷幕,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进程,开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转换。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中国文化选择史上的重大转折。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及机制的深刻揭示和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抽象;其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问题,而这种＂结合＂所形成的专布性取向与泛布性支持之间的关系问题则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底蕴及其基本结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为一种文化生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以现代性理念为内核的文化价值观等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底蕴;而＂共产主义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现代化价值理念＂则分别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核、中间文化层以及文化外围。     

“中和”、“合时宜”辩证思维是管理转型的思想支撑

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位一体,儒家学说为其基根和主流,以道德伦理为本位,它所代表的价值系统对中华民族有着久远的影响,对我国企业管理转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论述了＂中和＂对现代企业要素组合转型的启示和＂合时宜＂辩证思维与管理转型问题。     

理论超越的再语境化与娱乐批判的后人文化——论后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化批评与中国文化语境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带有鲜明文化革命色彩的传统批判理论曾盛极一时,是伯明翰学派与后现代主义诸家为大众文化批评带来的反拨和突破使其步入了多元共存的文化“后革命”时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也能解决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并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当务之急——走出“娱乐至死”的文化陷阱与精神沙化,重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文化道统与人文生态。     

从“外在”向“内在”超越：“中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维

通过从＂误读＂到＂通读＂的变迁,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马＂这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异质性,映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独特的现实发生与理论生成;通过从＂单维＂到＂双维＂的转换,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共同问题域与不同的聚焦点,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其合理因素来审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共时性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生成;通过从＂外部＂到＂内部＂的移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提取可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问题式,以此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域和新向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话语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建构

近代中国以民族危机开始，从被迫性接受到植入性嵌合、从外源性输入到内源性生成、从参与性学习到贡献性建构，文化现代性在中国进行了从自发到自觉并全面展开的现代化历史实践，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建立起了本质联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输入性文化变量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形成了具有“中国时间”和“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叙事话语，不断更新和优化着中国文化和文明秩序，并以其奥趣题旨和宏大论域历史地渗透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生成与建构中，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的性质和言路在寻驿中择定，价值和使命在启蒙中自觉，路径和意义在建构中呈现。     

“实事求是”的历史文化渊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和光辉典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追溯这一历史文化渊源,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领悟：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才能有效地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注重内容,还要注重形式;＂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的理论态度和方法论原则。     

论杨明斋的儒家文化观

杨明斋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五四文化论争时期,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杨明斋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研究中国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并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探寻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文化。     

构建新型文化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理

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实际国情相结合、用来解决中国不同时期具体问题的过程,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模式的过程。新型文化模式的理性反思与实践建构,历史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基本任务与发展方向。     

中国模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结论

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的成功模式。从实质上讲,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的具体样式。模式是针对解决问题而言的,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相通之处,构成了中国模式的出场语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昭示了中国模式的两个维度：革命与建设（包括改革）。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讲,中国模式真正的意蕴是＂走自己的路＂。只有在＂走自己的路＂中,才能彰显出中国模式之＂中国特色＂,中国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在实践中的必然历史结论。     

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学理分析

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后,理论界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一系列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关于选择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如何有效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面临的新课题,有效的继承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便可以使其获得更为自主和灵活的发展空间,所以要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借鉴传统文化。     

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平民文化”话语权研究

平民话语权或平民利益的保证或保障与否,已成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和社会秩序是否公正、合理与道德的标志。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历程,重新审视以葛兰西为代表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并就此分析＂平民文化＂话语权的当代走向,以从制度、组织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来保障＂平民文化＂话语权的通畅,积极反映群众生活与实践,反映群众诉求,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我们的文化建设真正包含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和实践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传承与创新——基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思考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回归了对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为冷战后世界政治框架的重建提供一种文化模式。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主要内容包含文明范式、文明冲突论、文明调和论,批评了把西方文明看做普世价值的观点,进而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文明的本土化非常重要。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非常重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体系,是中国现代化亟需解决的问题。     

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生命力是与其“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分不开的.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凸显其实践性;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与交融凸显其民族性;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和而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对话与借鉴凸显其时代性.把握马克思主义“和而不同”的文化品格,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认知、把握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其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所呈现出的个性化特征,激发了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与理论聚焦。国内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关注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大致廓清了这一论域的基本理论面貌,并就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取得了初步共识。但目前国内研究仍然存在"多于译介而少于分析""论域边界模糊而缺乏精准定位""重要理论问题聚焦不足而有待深入挖掘"等问题。深化国内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工作,需要从总体性层面进行理论研究范式的格式塔转换,即在"立足自我"的基础上批判地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相关成果。     

语录

＂傍大款的干部要清除,傍百姓的干部要重用。＂——网友＂这座山那条河＂在人民网上留言说。＂相互批评没有意义。我们尊重中国的政策,钦佩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发展。＂——日前在中国访问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法国总统萨科齐愿意与中国领导人进行对话,法方将认真听取中方的声音,为两国关系的缓和做出努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探索和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近代中国要救亡、要复兴、要富强的诉求。中国共产党90个春秋的历史,也可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大体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个＂30年＂：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曲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有五点基本经验：（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二）真正地了解中国现实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三）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四）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五）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让理论掌握群众改造中国。     

中国模式：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论邓小平中国模式理论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构思和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基本理论,并对中国模式进行了实践摸索。正是在邓小平的精心设计和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先沿海发展后内陆发展、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有层次、分步骤的渐进模式;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经济开放区,从点到线再到面的示范模式;＂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发达国家的跨越模式。以上述三种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模式＂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阶段,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模式＂的新阶段,提升了当代中共党史以＂中国模式＂研究为主题的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