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与“善制”:现代化视阈下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

"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善制",即完善的制度。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以国家治理引导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在逻辑的"善治"与"善制"的现代化互动过程。从现代化视角分析,我国国家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逻辑,体现在价值耦合性、主体一致性、制度内聚性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框架下的政治治理理念

该文从三个方面研究了市民社会框架下的政治治理理念：有容、有限、善治。有容是政治治理的条件,有限是政府治理的保障,善治是政治治理的目标。只有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完善,政治治理才得以可能。     

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性成就,集中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多源流框架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中的政策变迁及其清晰化治理

治理性政策的本质发端于决策,多源流框架则擅长解释模糊性条件下的政策（决策）变迁。突发公共危机得到了政策共同体的广泛关注,危机治理政策的出台与调整,遵循多源流框架的基本原理和过程,经历了一个从保守谨慎到积极乐观再到全面统筹的政策变迁过程。多源流框架为政策议程设置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更为实现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转向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突发公共危机中的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等如何穿过决策系统实现高质量政策变迁？后疫情时代需要依据决策机制、决策信息、决策逻辑等关键要素,构筑中国语境下突发公共危机决策的清晰化治理路径,以在国家制度情境与地方创造性的复杂张力中追求善政善治的平衡。     

民主与善治的关联

民主与善治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目标。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模式,善治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模式,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民主是善治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善治必须包含民主的特征,还应包括别的特征;善治能够推动民主的进一步发展;使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都得到充分发挥。二者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研究政府的治理问题,需要完善的治理理论指导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效治理必须有民主的政治环境作为前提条件,有健全的法制体系作为基础,有完善的监督体系作为保障。     

强化制度意识 提高治理能力 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效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重大政治问题,系统总结了“中国之治”的“13个显著优势”,明确提出了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为支撑的国家治理体系,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悦读

正《走向善治》作者:俞可平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种理想状态,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活动和治理过程。本书用历史的眼光、哲学的分析、政治的远见条分缕析地阐明了统治与治理、善治与法治、善治与民主的关系,进而指出善治的丰富内涵以及实现方法。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曲折、民主的细节、法治的思维、政治的蓝图。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变迁评析

渐进改革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个成就的取得受益于中国改革的渐进式路径选择及其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尤其是以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和经济改革为主线、政治改革相配合的特点更值得重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使中国改革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制度真空”而保持了社会有序,其绩效已为20多年的中国发展所证实。在改革中累积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解决,采用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有助于增量和存量改革的相互配合,对制度的继续创新、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乃至社会稳定都比较有利。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阐释 基于《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从历史进程、现实探索以及实践逻辑来看,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党建引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逻辑。以党的政治优势引领与协调乡村自治、法治、德治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关键。在总结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本文对党建引领乡村“三治融合”微观层面的治理创新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党建引领乡村“三治融合”的治理创新机制构建的前提是认识和把握在“三治融合”中党的集中领导和民主协商机制的有机统一,在治理实践中凝聚乡村善治的合力,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只有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谐、有序、有效的合作治理机制,才能达到乡村善治的治理格局。     

我国社会治理40年变革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加快了社会全面发展,社会治理领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新时代,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就要坚持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政治优势,正确把握社会运行和变革规律,妥善处理和协调各方面关系,有领导有秩序地把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的变革发展不断推向前进。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

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在治理实践中以不同的治理方式显示了其治理效能,但在治理机制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隐患,这就意味着单靠精准治理或模糊治理均无法实现对社会的善治。只有基于对两者的辩证思考和优化融合的智慧治理,才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智慧治理的突出特点在于治理主体的能动性、治理成本的可控性和治理效益的持续性。未来,智慧治理应从治理目标出发,确定在治理过程中采用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的程度与方式,以实现两者在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管控、有效互补和有机融合。     

从企业法人治理到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

本文首先从Corporate Governance的释义入手,分之为企业法人治理(公司治理)和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继而联系了非营利组织兴起和全球性结社革命的背景,并回顾了若干有关于非营利组织与公司治理的论点和事例.接着追溯了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概念的源流,最后结合中国现实背景提出了非营利组织法人治理这一重要命题,给出了作者的展望与建议.     

国家治理途径的社会治理

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仅在于治理与管理的语义差别。理解国家治理是理解社会治理及其发展走向的前提,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取向为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奠定了基础。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取向是民主化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安排,需要解决制度、法律、法规之间的合理关系。构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合理路径,需要解决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行为关系。     

整体性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机制

整体性治理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反恩和修正基础上提出的治理模式，是西方国家行政改革实践的最新成果，其核心目的在于跨越组织边界，整合各自独立的资源，实现政府的政策目标。本文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系统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主要思想和框架，以期为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供参考。     

治理的界面与界面的治理——对“界面治理”的反思性阐释

20世纪后期以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实施变革创新行动的全新理念和方式,发展至今,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共识。近年来,学术界在对合作治理的发生机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界面”的简化功能,开启了对“界面治理”的理论探析。然而,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悬置了对界面治理的知识学认知前提而去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界面治理”语词的推广,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界面治理”得到科学的理论确认的。事实上,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可以发现,“界面”的产生是边界行为的结果,它普遍存在于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性系统之中,是各要素交互作用发生的地方（或载体）。治理界面是界面在治理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工具”,发挥着化繁为简的治理功能。界面治理是基于治理界面而开展的跨界合作行动,是合作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因而对界面治理的研究应当被纳入到合作治理理论的建构范畴。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善治理论视野下党执政能力的提升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善治理论，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善治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一定的制约和依存关系。善治理论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产生重要影响，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开辟了新的路径，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国走向善治的必然选择。     

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有其必要性。地方政府在治理中面临诸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理念偏差,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的缺失,社会治理资源的缺乏等困境。地方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就是树立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进一步转变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和培育非政府组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等。     

信息化时代政府的治理与善治

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正在改变政府与社会的传统关系模式。治理 ,作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状态下重新配置社会资源的新方式 ,已经成为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之一。信息技术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同时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刺激下 ,出现了电了政府的概念 ,成为政府在信息化时代实现善治的新思路     

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框架、机制与影响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在于理解其治理结构的内涵意蕴及功能价值。基于结构—功能视角分析治理结构下的结构治理,有助于探求社区治理背后的主体关系、方法技术和目标追求。研究发现,X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的强统筹—强精准运作机制,驱动政府按照融合型组织重塑、多样化方式推进、类型化资源配置和激励型评议鞭策等进行策略回应,有效推动社区治理。但空间存量容易造成界线模糊、形式主义和宽泛治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晰与界定。加强社区治理结构与结构治理整体架构与组成要素研究,有助于丰富基层治理图景、重塑整体性治理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