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和行动适用国际人道法应关注的问题及其对我军维和实践的启示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适用国际人道法时有必要注意以下问题：缓和使用武力与维和宗旨间的矛盾、明确从事人道主义援助的角色定位、把握保护人道主义活动的限度、注意执行制裁任务的相关责任、明确类似占领法占的国际人道法义务。这些应注意的问题启示我们,在我军的维和实践中适用国际人道法应注意：重视新的维和样式下国际人道法的适用;恪守中立,避免受到过多法律约束;协调好树立人道形象与依法办事的关系;进一步做好维和行动中适用国际人道法的准备。     

私营军事公司参与联合国维和之利弊分析

因私营军事公司具有军事能力强、反应快、成本低的特点，西方某些国家、学者与非政府组织主张参与到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强制行动中来，以克服联合国维和体制中的弊病。目前，国际法与国内法对私营军事公司的监督与监管处于弱态，加之其具有雇佣军掠夺性本质，私营军事公司参与甚至主导联合国维和行动有违联合国宗旨与集体安全制度，且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的干涉工具，从而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学习实践与身份承认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实践过程.伴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学习实践重塑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知,进而建构和重构了其对维和行动的身份认同,并在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向演变的互动中实现了从形式、分配到价值承认的身份承认转变.在这一曲折的学习实践过程中,中国逐渐融入联合国维和机制,改变自己,进而影响世界.     

军队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国内立法问题研究

法律是军队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我军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时间较晚，目前国内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应坚持立法理论先行。军队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法律法规的制定必须根植于军队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实践，深入思考、研究和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具体的制度内容设计。同时应坚持自下而上，先专门后综合的立法模式，注意处理好立法数量与立法质量的关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国参与东帝汶维和的原因及立场分析

1999年东帝汶骚乱的发生是科索沃战争之后影响东亚安全的第一个热点问题。2000年1月,应联合国要求,中国政府向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UNTAET)派遣了民事警察,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对东帝汶维和的积极参与,使东帝汶问题能够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得到合理解决,维护了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中的核心地位及东亚的地区稳定。本文将从中国与东帝汶的关系入手,结合对东帝汶维和的参与过程,分析中国参加此次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和对“人道主义干预”问题的基本立场。     

从汶川大地震看军队参加抢险救灾中军事法的应用与完善

军队参加“5、12”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既是对现行军事体制下军队完成抢险救灾行动战斗力的一次检验，也是对现行军事体制下军队在完成抢险救灾行动中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涉及到军事指挥、军事设施保护、军人伤亡处置、义务兵服役、军事刑法适用与完善等诸多军事法律应用的新问题。总结军队参加抢险救灾工作的特点与规律，研究抢险救灾中的军事法运用，可以使我军军事法建设更加完善，以适应完成未来抢险救灾工作任务的需要。     

"为和平而来"——解析中国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目前,中国为联合国第十二大出兵国,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名列第一。近几年,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积极姿态已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非洲已经成为中国参与维和的重点区域,这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警惕与忧虑。因此,在新时期如何正确解读中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并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构建军队反恐怖作战法律机制的基本对策

军队参加反恐作战,要依据我国宪法、法律法规以及反恐怖作战的相关理论,在借鉴外军反恐怖作战法律机制的基础上,积极从参与国际立法,为军队执行反恐怖作战任务提供国际法律支持;尽快着手国家立法,为军队执行反恐怖作战任务提供国家基本法律保障;着力推进军事立法,为军队执行反恐怖作战任务提供军事法律规范等三个方面采取对策构建我军反恐怖作战法律机制。     

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态度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所持有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动因主要取决于维和行动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客观表现及中国政府对其性质的主观认定。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将“联合国军”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警察部队,因此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保持高度警惕,并勇敢地揭露其“侵略罪行”;70年代,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仍有提防,采取冷静观察的态度;80年代,中国政府逐渐认同维和作用,主动参与维和;90年代至今,中国在维和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有助于保持维和行动的代表性和活力,有利于维和行动未来的健康发展。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行刑理念的创新

行刑是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最后一道防护堤,在三大刑事法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行刑理念对如何设定行刑体制和框架,如何行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现行行刑理念支配下的行刑体制存在诸多弊端。我国行刑理念需要进行更新,建立新的适合现代法治要求的行刑体制。     

军人域外犯罪刑事管辖特点探析

近年来,我军参与实施的涉外军事行动大幅增加,军人赴海外执行任务面临诸多法律问题,其中军人犯罪后的刑事管辖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军人域外犯罪刑事管辖呈现出的诸多特点,如域外犯罪军人一般处于本国控制以下,域外实施的部分犯罪与犯罪国没有实质联系,关涉对国家利益尤其是军事利益的保护,涉及管辖权冲突等。     

联合国研究在中国--回顾与思考

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起步较晚 ,其发展过程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及中国对联合国和多边外交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密切相关。自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出现了硕果累累的可喜局面。中国联合国研究的领域和视野逐步扩展 ,角度日益多样化 ,已有一支学术队伍和若干重点课题。但与其他学科 ,甚至与国际问题其他领域研究相比 ,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只有清楚地认识到不足 ,这一学科才能取得更大发展。     

试论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犯罪做出了突破性规定，我国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出现了诸多滞后之处。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贿赂犯罪的突破性规定，完善我国刑法贿赂犯罪之立法。     

军事刑法若干问题思考

军事刑法在国家刑罚体系和军事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军事刑法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和运行方式。文章对军事刑法由于刑事法律和军事法律的双重属性所带来的自身概念的缺失,以及军事刑法与刑法理论直接存在的价值冲突等问题进行探讨,并结合我国实际从立法精神、存在体例、法律理念等方面提出完善措施。     

台湾日治时期刑事侦查与犯罪控制体系研究

1895年到1945年的台湾处于日本统治之下,在此期间,改行与传统中华法系不同的西方司法制度。除了日本法的移植以外,还保留了传统中国的刑事对策,如保甲连坐制度、鞭笞刑等,对于原住民族地区采取某些程序便宜政策,形成了"台湾特色"的侦查与犯罪控制体系。该体系由四个部分组成,即一般司法模式、军事侦查体制、旧有犯罪控制体制、特别法调整下的刑事对策。     

论刑事被害人补偿——以刑法人权保障机能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补偿问题在当前是一个热点问题。刑法人权保障机能指刑法规范具有的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保障个人自由的机能。将被害人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对于保障刑事被害人的权益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