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非政府社会救助: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的必然选择

在我国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但受政府财力所限,政府救助存在许多盲点,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游离在政府救助的保障网之外.从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国情出发,帮助社会困难群体的职能不能只由政府单独承担,应发挥各方面的力量,使社会救助逐渐形成由政府包揽过渡到政府和非政府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机制.     

论社会救助的精准实施——以《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执行机制创新为视角

社会救助的精准实施是公共治理运行方式与脱贫攻坚目标体系的有机结合,强调以主体规范为调整重心,充分结合公民、政府以及社会组织各自行为规范以及责任规范的特殊性,以社会救助相关法规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来保障我国贫困治理的高效、全面和可持续。公民救助权利的精准保障应当从提升贫困认定标准的全面性、对象识别程序的准确性以及救助措施的回应性三个平衡维度着手。国家权力垄断性管理走向行政服务与社会自治共存,社会救助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要求调整政府间救助给付责任关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整体性制约,提升救助行政资源的优化配置。此外,也应当通过适当的法律激励机制来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数字时代的社会救助立法检视

数字时代对社会救助提出诸多挑战，表现为数字技术消解社会救助主体的真实性，数字鸿沟导致数字排斥进而引起数字贫困，受救助者的信息与隐私也将面临更大威胁。因应数字时代之需，社会救助法亟待在立法理念以及制度建构层面进行变革。在立法理念层面，应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救助理念，并确立数字行政理念。社会救助法作为一部权利保障法，亦应确立数字时代的社会救助权利理念以确保公民社会救助权之实现。在制度层面，一方面要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数字化赋能，实现受救助主体的智慧化覆盖、救助体制的数字化变革以及救助服务的数字化体现；另一方面应构建数字时代社会救助权利的保障机制，救助数字弱势群体，推动数据公开、数字参与及隐私保障，如此方能使社会救助法面向数字时代之需。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的优势与模式

政府是农村社会救助的主导力量,在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在经济社会体制变革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救助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农村社会救助的重要社会主体,非政府组织具有独特的优势,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多种参与救助的模式。     

加快构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贫困群体问题日趋凸显,因此,必须加快建立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同时还包括医疗、住房、教育、生产和法律等方面的救助或援助.而构建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应遵循的原则是: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是国家,保障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坚持社会助救制度的开放性,避免制度或项目功能的交叉重复,完善社会救助方面的政策法规,建立统一协调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     

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

经过十多年的制度实践,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救助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日渐完善,社会救助工作管理和服务水平逐步提高。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要逐步调整和转变观念以树立现代社会救助理念、积极推动社会救助体系的有机整合、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的专业化水平以及大力发展社会互助,促进政府救助与社会互助的平衡等,进而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体系。     

我国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

本文针对我国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探索如何从真正解决困难群众的需求出发,提出完善我国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对策。加快立法步伐,建立健全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政府责任,建立健全社会救助的资金保障体系;夯实救助基础,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专项救助,建立健全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救助制度;整合救助资源,建立健全社会救助统筹管理机制;加大人才、信息、平台等配套力度,建立健全社会救助的支撑体系。     

对社会救助的几点思考

社会救助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网,它所提供的保障是最低基础层次的,旨在维护社会成员的生命权和生存权,满足的是社会成员最基本的需求。其最终的目标是使受助者摆脱贫困,本文提出,现代救助体系的建立,需要国家责任的全面确立,强调社会力量在帮贫扶困中的重要作用。在社会力量帮贫扶困中,需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组织,注重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同时需要防止政府过多调动行政资源来帮贫扶困。在强调对受助者“他助”和“自助”相结合的同时,需要注重保护受助人的隐私权,注重对受助人的精神援助,防止因相对剥夺感而产生的社会断裂。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救助工作中的社会动员研究

社会动员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救助工作中的关键环节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社会救助中社会动员的重视,以及社会动员主体的迅速建构,成为社会救助中社会动员顺利开展的基础;而颇具特色的宣传动员、诉苦运动、典型示范等动员方式的运用,不仅使群众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救助理念,而且认同了新的政权与社会制度.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社会救助动员工作基本上是成功的,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动员工作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启示.     

西部扶贫开发:扶贫工作的新阶段

邓小平的"两个大局"和"共同富裕"思想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要求搞好西部扶贫开发。目前,西部地区仍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地区。开展西部扶贫开发与西部大开发在目标取向上有所区别,但二者的实质及最终结果都是消除贫穷,所以应将二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社会分化与整合语境中和谐社会之构建

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分化意味着既定和谐的打破或社会矛盾对立性的增强;整合意味着新和谐的建立或社会矛盾的协调和统一。在社会分化及整合的语境中,和谐社会本质上就是各种社会矛盾关系和谐或相对统一的社会。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要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着力化解社会矛盾。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方法论价值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唯物史观的瑰宝,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法论。运用这一理论作指导,必须充分认识和重视社会活动主体人的作用,坚持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必须充分认识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以及社会文明所构成的文明系统在社会和谐中的功能,构建全面的和谐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和谐社会建设的长期性和曲折性,通过艰巨的努力,构建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网络社会与伦理道德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始终居于主要地位。其中,人性善恶的问题是一个纵贯千载、争论不休的问题,网络的虚拟性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需要“慎独自律”与法律的约束。在虚拟网络中要提倡并辩证地理解诚信,使中华传统美德在现代得到继承和发扬。     

和谐社会的道德诉求

和谐社会既是人们的主观体验,又是社会的外在表现状态。从社会主体角度看,它包括三个层次的和谐:自我身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有待于社会道德信仰的重建;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待于个人道德主体性的强化;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待于向传统自然伦理道德观的积极因素的回归。     

相对贫困治理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救助改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随着绝对贫困现象大规模减少乃至基本消失，我国贫困形态和贫困治理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相对贫困问题逐渐进入议事日程。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的理论视角转换，对于如何界定和看待贫困、如何开展贫困治理均有重要影响。相对贫困具有程度的层次性、领域的多维性、人群的边缘性、分布的空间差异性、转化的时间动态性等五个方面特征，给贫困治理带来了不同的启示。在相对贫困阶段，社会救助仍然是贫困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但这一制度需要关注新的贫困现象、贫困人群、贫困目标，并据此对制度本身进行相应调整，确定科学合理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制度的城乡统筹、提升施助的精准程度、协调主体的多元参与，从而更为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谐社会的政治逻辑

和谐社会是一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人类社会比较理想的社会状态.在当代中国,和谐社会主要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应以尊重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为前提,激发并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以建立政治稳定、公平公正、人际关系和睦、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为旨归.     

实施法律援助 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中的一项重要构成.要实现司法公正离不开法律援助.要充分认识法律援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懂得实施法律援助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构筑法律援助网络.     

论维护社会稳定的公民责任

公民身份是责任身份，这一身份规定了社会成员个体在享受国家保护权利的同时，要承担维护社会和国家安全的义务和责任。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应该成为各民族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