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推行行政问责制,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关键环节,是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行行政问责制,并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成为了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然而,实践中行政问责制仍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推进完善。     

完善问责制度是提升政府素质的必然选择

<正>问责制度是特定的问责主体对公共责任承担者行使职责情况进行监督,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度具备明确的惩戒和监督功能,不断完善问责制度将有利于推动服务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高效率政府和诚信政府的建设,从而全面提高政府素质,推动法治型政府建设。一、完善问责制度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现代社会对政府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中最核心的素质就是政府服务社会的素质,坚持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行政执法责任制引论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重要的行政法治理念和目标。法治政府通常体现为责任政府，其具体体现是政府及其成员行政执法的责任。我国行政执法中存在各种背离行政执法责任的现象，因而要积极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建设，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行政执法机关、执法人员的法定职权和责任，把执法行为纳入规范、制度轨道。     

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度，是现代法治政府强化责任、改善管理、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与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行政问责制度的应有功能，应从提高干部队伍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加快行政问责法制建设、加强“异体”监督问责、拓宽行政问责范围以及健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等方面，着力完善行政问责制度。     

推进依法行政与建设责任政府——兼谈问责制对建设责任政府的作用

温家宝总理在两年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责任政府的建设问题。从已有的政府实践来看,责任政府是一个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政府对人民负责的制度选择。强化政府责任,建设责任政府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关键;而依法行政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前提。祛除违法行政,建设责任政府,必须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同时也应为官员问责制建立法制保障。     

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法律思考

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之一,而行政问责制度又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专家学者不断尝试从各个角度阐释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意义以及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进路和方法。笔者围绕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借鉴西方的经验,从法律的角度对完善我国行政问责主体制度进行思考。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浅析法治政府的价值内涵

建设法治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新体现,是我国政府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要求,是我国政府治国从政的新准则,是我国政府依法行政的新目标.法治政府应当是诚实守信的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政府,是责任明确的政府,是权力有限的政府.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法治政府

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建立法治政府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政府要求以法律制约权力,用权力制约权力。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公共权力的自主性与保护人民权利之间的内在张力,建立一个职权有限、责任明确、服务民众的政府,以能够更好的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法治政府

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建立法治政府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法治政府要求以法律制约权力,用权力制约权力。其根本目的是解决公共权力的自主性与保护人民权利之间的内在张力,建立一个职权有限、责任明确,服务民众的政府,以能够更好的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     

法治政府语境下权力清单的法治化路径

正建设法治政府、重塑政府职能一直以来是政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角度,明确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列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举措。权力清单制度的产生,旨在以清单公开的形式对政府行政权力进行明确界     

行政问责:制度化定位与法治化重构

行政问责是一种谴责或制裁的治吏机制。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仍然存在着诸如"瞌睡问责"、"高调问责,低调复出"等问责的不良现象。打破这种问责的困局,必须以明确制度定位为契机,最大限度发挥问责制度的作用,推动行政问责的法治化重构。承认行政问责制度的重构应当基于"回应性"和"特殊监督机制"的定位。将行政问责制度放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背景下,明确法治政府中,行政问责制度应当是回应人民群众,追究特殊责任的监督机制,并基于该定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相关的"主体、客体、责任范围"等内容。     

关于政府职能和角色的思考

加快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基本方向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涉及观念、作风,机制、体制的变革与完善,突破口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不断完善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设阳光政府的基本要求是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论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建设

根据服务型政府＂公共性＂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服务型政府一定是法治政府,法治建设是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保障。推进地方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建设,关键是需要在政府价值和理念上实现更新,确立依法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价值;依法规范政府职权,协调好政府职能、权力和责任的关系;在政府行政体制构造上进行改革,实现行政构造和行政关系的合理化;在政府监督机制上进行创新,强化监督的社会化和透明化。     

实行政务公开是法律化的政府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权力本质属性决定了我国政权运作的方式必须符合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宪法精神，必须体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政治要求。政务公开制度既是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必备要件，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就是责任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是行政机关的法定权力，实行政务公开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政务公开不是政府对社会公众的一种“恩赐”，也不属于政府为人民群众“办几件实事”的范畴，而是政府的一项法定义务。义务是必须履行的，不作为或者不认真作为，均将承担法律责任。     

问责制:走向常态、刚性

问责制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 　　主持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官员因重大责任事故被"问责",有人形象地称2008年为"问责年".怎样看待问责制在我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     

完善行政问责制与构建责任政府

构建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取向,树立责任政府的理念,努力构建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般来说,责任政府制度构架包括政府责任规范体制、政府责任履行情况的考评制度和政府责任的问责制度,其中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立的关键,它使政府责任制度的落实得到保证.     

不断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基于《民法典》颁布实施的分析

“民法典时代”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实践中,囿于历史、环境、人文等因素影响,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仍面临一些现实困境,如部分民众法治素养欠缺、个别领域监督机制有弱化倾向等。为此,要创新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路径,必须坚持党对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注重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行政执法队伍,不断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提升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效能。     

法治社会与权力控制——以完善问责制为视角

完善问责制,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路径。域外党政官员问责制具有法治化程度较高、问责主体广泛、问责范围广泛,责任归属明确等显著特点。我国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统一的问责法,监督问责机制大多虚置,权责不明、责任不清以及问责程序不规范,有必要借鉴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问责制实践,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