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的兴起、实践与展望

当前西方民主的发展出现了从间接民主到直接民主、从政治民主到行政民主的新趋势,加强公民行政参与和实现行政民主化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行政改革的发展新路径。公共行政学科的公共性,要求公共行政在新世纪中超越只关注管理的狭隘视角,将公民参与作为现代公共管理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要素与模式

伴随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行政成为公共行政学界的议题关切,突出表现为公共服务中的公民参与,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其提供理论基础。这一问题的本质是强调公民参与主体的权利、参与领域的公共性取向和参与形式的制度化与有效性。公民参与的基本模式分为政府动员参与模式、精英主导参与模式和公民自主参与模式。     

公共精神——公共行政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

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伦理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公共行政的内在本质、功能以及其合法性基础都充分彰显了对公共精神的内在需要。然而,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着“公共精神”的乏弱。因此,须重塑公共行政的民主、法治、公正、服务、责任、参与精神,提升公共行政精神的现实路径是对传统公共精神资源的批判性反思与传承、公民美德的教育和行政人员公共精神的重点培育;公民社会的构建和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完善推动“善政”走向“善治”。     

公共行政历史视野中的民主行政

公共行政范式经历了四次转变，这同时也是“民主行政”逐步演进、行政权力逐渐回归公民社会的过程。“新公共行政”提出的“社会平等”和“民主价值”是对“传统公共行政”弊端的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在客观上使“新公共行政”的理念得以实施；新公共服务就是以民主为切入点，再次强调了行政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民主化是公共行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个人权利、价值在行政领域的必然体现。     

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视角下的公民参与解读

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派,将公共行政与公共政策置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注重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对话协商。吸收传统的话语民主理论、社群主义和结构化理论的思想精髓。其倡导的话语民主、公共能量场和社群主义观点对于研究公民参与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该理论对于讨论当前公民参与问题及改善公共行政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通过发挥公共能量场的作用、真实对话、发展社团和民间组织、发挥公民（市民）论坛的作用、增强社会信任、提升社会资本等途径加强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公民参与和民主公共行政——以话语民主为研究视角厂廖晓愿

公民参与是否必定能够实现实质的民主？传统封闭的行政系统掌握着“话语”的垄断权,即使公民参与,也至多是一种“伪民主”。“话语理论”,特别是后现代“行政话语理论”,对于构建一种实质的民主,促进公共行政民主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演进中的公民参与观检视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对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存在共识,但在是否将参与纳入微观的行政管理过程,公民以什么角色多大程度上参与行政活动、公民采取何种途径影响政策过程以及公民参与民主价值的关联程度等方面存在分歧。探讨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演进过程中的公民参与观点,将有助于我们在推进公民在政策过程中对这些观点的批判性借鉴。     

公共精神及其对构建新型治理模式的意义

公共精神是公民和公共管理者在对国家的政体价值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乐善好施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体。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的精神两个层面。重塑公共精神,对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回归,公共行政改革的理想目标和愿景的实现,强化公民参与意识和塑造公共管理者的行政人格至关重要,有利于新型治理模式下＂良治＂状态的实现。     

行政听证制度：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重要制度

现代民主宪政的运作和发展关键在于政治参与 ,参与是民主法制的基石。听证作为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重要制度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尽管在不同的国家 ,听证制度有其不同但同样深厚的理论基础 ,从行政程序的角度看 ,其所要求和体现的价值和功能却是一致的。分析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和价值目标 ,并从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理念及其双赢思维的角度来进行阐述 ,旨在促进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程序和行政法治中良性地发展。     

公共行政公共性的缺失及其治理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是公共行政发展的永恒目标。现实政治生活中,行政公共性的缺失却是长期和普遍的现象。公共精神的确立、权力制约制度的建立、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是实现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基本途径。     

Deciding who will decide: Assessing random selection for participants in Edmonton's Citizen Panel on budget priorities

Selecting participants is a key component in the design, operation, and outcomes of public‐deliberation events to reflect the diversity of opinion in the larger public.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City of Edmonton selected the members of its Citizen Panel on budget priorities in 2009 to inform Edmonton's 2010–2011 budget. The organizers relied on random selection stratified by gender, age, length of residence in the cit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income. This article also reports on the findings from pre‐event and post‐event public‐opinion surveys sent to 5,000 citizens. It argues that the selection method for the Citizen Panel was justified because there were distinct views on key issu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citizens.     

公民政策参与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初探

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途径,以政策参与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实质上是利益关系,根据这种利益关系可以对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做出界分。公民政策参与实践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现实的反映,只有将公共政策体制和制度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分析视野,才能推动公民政策参与研究走向深入。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2004

我们认为方法论应该成为行政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学者的行政学 理念引介工作中,乃至于在我们的行政学理论建构工作中,方法论体系的重要性一直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从根本上导致了我们行政学研究中方法论的结构性失衡。本文以经验 性的数据证明了在过去4年半的时间里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在整体上产生的偏向,在与 国外同时期行政学研究方法论作对比的背景下,我们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最主要的原 因,并且分析了方法论"结构性失衡"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国行政学基础理论"结构性缺 失"的重大问题。     

求解公共行政身份危机的三种理论途径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治理活动中市场神话的确立,公共行政陷入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之中。作为20世纪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贡献者,美国行政学界在这场危机中做出了许多尝试,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三种途径。以黑堡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开展了一场重建公共行政的理论运动,试图重建公共行政的宪法身份;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学者群体则着眼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方面,试图寻找到公共行政的精神;以登哈特为代表的学者群体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更新了公共服务的内涵,并试图根据公共服务的概念来重构公共行政的身份。在某种意义上,这三种途径都只是对近代政治传统的简单回归,因而无法解决通过政治与行政的分离而产生,现在则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的公共行政的身份难题。公共行政的身份危机仍然悬而未决。     

我国生育证立法与执法的错位及其矫正

生育证制度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所孕育的一项管理公民生育行为的法律制度。当前，生育证的立法精神已由管制生育自由向服务生育自由转变，但其行政执法却仍然是以管制为核心的干预行政，由此导致生育证立法与执法之间形成一种错位。应以服务生育自由的立法精神来矫正错位，以给付行政理念来规范生育证制度，摆脱行政许可的固有思维，简化办理程序与加强制度创新，特别要注重丰富制度本身的公共服务内容。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家政服务业立法研究——以云南省昆明市为例

新公共服务是关于公共行政在将公共服务、民主治理和公民参与置于中心地位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系列思想和理论,借助此理论中的公共价值、公共责任、公民参与等理念,解释昆明市家庭服务业立法政策议题从产生形成、反复论证到被暂缓实施这一过程的原因,凸显政府公共服务精神与战略决策能力在发展民生工程、体现民主与公民权、促进公共利益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浅谈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2条之理解

从立法精神、法律冲突及立法技术、立法目的等方面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02条中被侵害人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可以通过信访、举报、控告等方式提出救济,但不享有复议权和诉讼权。     

刑事司法审判中的公众参与及其改善

为提升司法改革的成效,一些地方法院革新观念,大胆尝试吸纳公众参与刑事司法审判过程．在取得实效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议。司法职业化是实现司法独立的有效保障,理所当然应当是刑事司法审判模式创新的主导方向。但司法职业化固有的一些弊端阻碍司法改革进程也不容忽视．社会公众对司法审判的有序参与则正好可以起到弥补作用。因此,有效改善公众参与机制,实现公众参与与司法职业化的协调发展,应当成为中国司法改革向纵深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论民主科学决策与公民参与的互动

民主、科学是公共决策的生命线。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公民共同体意识,维护公共政策合法性,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在实际工作中,公共决策权过于集中党委一把手,制度化缺失,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程度有限,缺乏普遍性,因此需要健全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同时积极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高公共政策决策水平,形成党内民主、科学决策与公民参与的良性互动,进而优化我国公共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