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的困境与出路——建立管治者同盟的可行性与路径分析

香港回归后,特区行政主导体制运行并不顺畅,原因是制衡机关的制衡过重而配合不足、特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日益强烈、行政长官未能建立起强势领导等。建立管治者同盟,是完善行政主导体制的路径之一,从基本法框架下的可操作空间、香港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环境以及行政长官的权力配置三方面来审视,都具备建立管治者同盟的可行性。建立管治者同盟的路径,包括改革行政会议制度、完善主要官员问责制、发展政党政治、增强行政长官的政治认受性等。     

行政改革的“内在悖论”:一个解释框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为例

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组织自身的变革,也即政府内部的制度变迁。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变革中,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改革对象皆处于政府内部,变革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因而行政改革蕴含着难以避免的"内在悖论"。通过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创制这一案例的回顾,发现"负面清单"创设所面临的困境,恰恰折射出行政改革进程中的"内在悖论"。基于"结构-角色-行动"这一解释框架,认为行政改革"内在悖论"的形成机制在于改革过程所"嵌入"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的影响、改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叠、改革过程难以避免路径依赖,以及改革目标存在模糊性等问题。尽管这种"内在悖论"不可避免,但通过推进基层创新式的"边际改革"、强化改革领导者的作用,有助于推进局部性的改进。     

延安整风期间开展党员教育活动的创新与启示

延安整风期间,针对党员教育工作面临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新增党员数量巨大、制度化和规范化不足、党员教育内容和方式单一等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注重从思想上建党、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理想信念教育,以上率下、领导干部带头、自上而下带动学习,同时转变学风,注重检验实际效果,夯实基层组织和制度建设等创新举措积极应对,统一了党内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期间形成的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理论学习、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党员教育与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等基本经验,对当前开展党员教育工作有重要启示。     

舌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的政策抉择——基于中美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比较

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关两国鲤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中美政府均积极投入救市的浪潮中。中美政府在市场注资、财货政策、金融监管、政府担保和对外贸易方面存在诸多相同和相异之处。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政府的政策抉择在于政府管制的创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扶持中小企业与加强国际对话。     

延安整风期间开展党员教育活动的创新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延安整风期间,针对党员教育工作面临党内思想认识不统一、新增党员数量巨大、制度化和规范化不足、党员教育内容和方式单一等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注重从思想上建党、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理想信念教育,以上率下、领导干部带头、自上而下带动学习,同时转变学风,注重检验实际效果,夯实基层组织和制度建设等创新举措积极应对,统一了党内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期间形成的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理论学习、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党员教育与基层组织建设相结合等基本经验,对当前开展党员教育工作有重要启示。     

作为“过程产出”的经济增长:基于“政绩合法性”和干部理性的一个解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持续高速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一种"过程产出",是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群体在追求个体理性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产品"。基于理性人假设,地方党政领导干部致力于实现多元化的个体理性目标。而改革开放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分权"和对干部任免权的控制,使地方政府行为一方面具备了较大的自主性空间,另一方面又必须遵循中央的方针政策。在这一制度环境下,完成以"政绩合法性"为主要内容的考核评价目标成为实现个体理性目标的必经过程,而作为政绩的重要体现的经济增长则成为该过程的产出之一。     

公共精神及其对构建新型治理模式的意义

公共精神是公民和公共管理者在对国家的政体价值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乐善好施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体。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的精神两个层面。重塑公共精神,对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回归,公共行政改革的理想目标和愿景的实现,强化公民参与意识和塑造公共管理者的行政人格至关重要,有利于新型治理模式下＂良治＂状态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