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政府领导人履历对其晋升的影响——基于广东省119个县党政“一把手”的研究

以往关于官员晋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省级政府领导层面,形成了影响晋升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论,而对县级政府正职领导晋升的关注和研究却凤毛麟角。本研究聚焦于县级政府的党政"一把手",从微观层面探究其个人履历对晋升的影响,通过搜集广东省119个县(含县级市、区)的县委书记、县长的履历,运用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模型和二分类logistic模型探讨影响县级正职领导晋升和晋升速度的个人履历。研究发现,毕业于重点院校、有企业工作经历或曾担任秘书的县级官员更容易获得晋升,同时,秘书工作经历以及年龄会影响其晋升速度。     

政府创新能带来官员晋升吗?——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1-2015)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创新驱动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但随着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官员的行为特征已经从"邀功"逐步转向"避责"。在此背景下,在"晋升锦标赛"中政府创新是否能够带来官员晋升?本文以2001至2015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地级城市为样本,构建了经济绩效、官员特质和地方政府创新多维度的官员晋升解释框架。在此框架下,通过数据分析表明,经济绩效、官员特质依然对官员晋升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地方政府创新对地级市官员晋升的影响则呈现阶段性变化,无法发挥持续性的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市长与市委书记晋升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文章的贡献在于,考察地方政府创新与官员晋升的关系,从政绩驱动视角深化了对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不足和官员晋升逻辑的认识和理解。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行为设置研究

从规制异化与晋升激励的视角来看待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设置上的问题,以"规制—晋升激励异化"对官员外包行为的影响建立分析框架,以此剖析规制异化与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外包行为设置的机理。研究表明,政府官员在规制—晋升激励二元扭曲时,在公共服务外包设置中更容易偏向工程类,即当决策规制权越大,晋升激励越强时,会有更多官员有意进行工程外包设置。总之,规制—晋升激励二元异化为地方官员外包设置诱发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公共服务外包项目重心偏向于工程类服务,进而损害公共利益。     

官员晋升博弈的一个综合分析

晋升牵动官员核心利益,为谋取晋升,官员与掌握晋升权的上级之间经常演现理性序贯博弈。上级交替运用常规管理和非常规管理,官员对应采取正式谈判博弈、非正式谈判博弈与"准退出"博弈三种策略选择。正式谈判对于官员实现晋升效率往往不高,或者官员较难掌控;非正式谈判败坏党纪国法,亦有损官员间晋升公平,"准退出"选择则会架空上级政策意图,或造成官员反生产行为。新常态下为将官员激励搞对,进一步激发官员引领改革与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基于中央或上级立场需要相应采取措施:规引正式谈判,抵制非正式谈判,以及抑止"准退出"选择。     

中国的地方官员何以晋升:激励与选择

对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文献研究由来已久。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官员晋升领域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就晋升锦标赛层面的功绩制晋升争论、硬指标考核下的淘汰型政治激励以及投资中博弈所带来的多任务应激结果出发,已有研究既有着相当的学术贡献,但又存在着分析层次、对象差异、操作机制以及实证方法等层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标尺赛、锦标赛、资格赛与淘汰赛四种竞赛模式解构了官员晋升,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可供深化的方向。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策执行绩效的实证研究

中国特殊制度背景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但目前尚未得到统一结论。这是因为,一是学界缺乏能够测量中国特殊制度背景的量表工具,二是当前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案例方法,很难同时分析多种关键变量对政策执行绩效的共同影响。通过对官员晋升激励、目标管理责任制等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并将"政策特性视角"和"激励机制视角"相结合,考察了在政策模糊性和冲突性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官员晋升激励等中国特殊制度背景对政策执行绩效的共同影响。     

中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论

糅合了现实回应与战略布局双重考量以及获得了确认与正名的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在中国具备强劲的推进可能性。中国两个文明非协调发展主要归因于中国地方政治层面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存在差序化格局,这种差序化格局的形成与中央提出的宏阔指导性理念、要求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解释弹性以及长期以来中国干部晋升考核制度、奖惩机制的导向性作用有关。设置与地方官员政治晋升密切相关的细致可操作的考核指标、奖惩机制,转换中央"模糊式表达"是设计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治本技术的推进路径。     

重申的理由与困顿的根源:中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分析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重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推动优良国家治理的现实要求,也是促进中国参与全球或区域治理和其他合作事业的大布局。此前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非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方政治层面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存在差序化格局,这种差序化格局的形成与中央提出的宏阔指导性理念存在较大模糊性和解释弹性以及长期以来中国干部晋升考核制度的导向性作用有关。因此设置与地方官员晋升密切相关的细致且可操作的考核指标,规制中央"模糊式表达"是设计推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技术的可能进路。     

“关系”如何、缘何影响基层官员晋升

基于对桔镇干部晋升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镶嵌于差序格局社会关系中的基层政府无法将公共规则抽象化、一般化，从而产生了乡镇干部晋升中的关系运作。但关系运作的持续后果会使官员对关系的认同胜于对公共规则、公共理念的认同，进而使制度运作丧失其道德信念层面上的“基础秩序”，显现出权宜性和随意性。     

政绩:党政领导干部晋升条件分析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党政干部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了更好地进行党政干部体制改革,首先需要了解当前我国党政干部体制的现状,特别是党政干部选拔或者晋升机制问题。政绩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随着政治民主化与科学化程度逐步提高,政绩更应成为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不同的历史时期,政绩有不同的内容,政绩对晋升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改革开放新时期,政绩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并直接影响着官员的晋升,这已在众多研究中得到证实。考察政绩影响晋升的历史过程,研究新时期以来经济增长对于官员晋升的影响,并对政治锦标赛模式进行利弊分析,对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